原标题:“中部医都”武汉,被疫情冲击后白色防线如何修复?

  后疫情时代,

  医疗体系的短板该如何补上,

  又该如何重建

“中部医都”武汉,被疫情冲击后白色防线如何修复? 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医护人员准备进入隔离病房。摄影/本刊记者 李明子

  修复白色防线

  本刊记者/杜玮 李明子 刘远航 姜璇

  如果你在武汉市内乘坐地铁2号线——这是一条贯穿南北、跨越7个区的线路,将会由南到北依次途经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湖北省中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济医院、金银潭医院等至少10家三甲医院及其分部。

  总体上,武汉坐拥27家三甲医院,在全国仅次于北京的55家、上海与广州的各38家、重庆的31家,在省会城市里一马当先。因医疗资源充沛,武汉素有“中部医都”之称,除服务本地外,这座华中重镇也吸引着河南、湖南及安徽的患者前来就医。

  但看起来强大的武汉医疗系统,却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一度崩溃。在应对疫情的两三个月里,武汉各级医院在一场持续的超压试验中,左支右绌甚至七零八落。在后疫情时代的复原与重建中,武汉医疗应该找到怎样的方向?

  强弱分明

  武汉市中心解放大道1095号,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本部。“同济医院”四个字在医院大楼外侧的顶部显得很醒目,院内建筑多达二十多栋,可提供4000多张病床。从同济沿着解放大道往东走1公里多,就是武汉医疗系统的另一艘“航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同样设有四五千张床位,几十层高的建筑楼群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在2018年复旦版医院综合排行榜上,武汉同济与武汉协和分列全国第8和第12名。除了同济、协和这两家国家卫健委直属医院外,武汉还有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又名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两家省属医院,其中,武大人民医院在复旦医院排行榜中位列44名,中南则未进前50。同济、协和、省人民、中南四家是当地人看病首选的“四大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武汉市医疗资源的丰富,首先体现在医疗机构的每千人口床位数,2018年为8.6张,明显高于全国每千人6张床位的平均水平,也高出北京和上海(同为5.74张)。

  和国内各地的情况一样,武汉的医院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居民看病需求的增加而不断扩张。这位教授将武汉市医院的扩容分为2015年前和2015年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医院本部床位的扩增,第二阶段则是建立分院。2007年前后,在同济医学院工作的她,就见到隔壁同济医院内的职工宿舍被拆除,在原地建起了高楼。到2014年,同济本部实际开放床位已达3319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教授刘智勇曾做过《2005年-2013年武汉市医疗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他发现,中心城区由于经济基础和历史发展等因素,医院数目、床位配置相对过剩。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单体床位不合理增长。于是,武汉各大医院的扩张,开始以建分院的形式登场。这次疫情中目前仍作为定点医院的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中法新城院区、协和西院、武大人民医院东院等,都是在2015年前后建的。

  刘智勇指出,比起北京、上海等地大三甲医院最多两三千床位,武汉的医院存在单体规模过大的问题。与此同时,武汉医院的医师、护士队伍的发展,跟不上床位数的扩增。据2018年的数据,在千人床位数远高出北京的情况下,武汉的千人医生数为3.57,护士数为4.91,而北京的这两项指标为5.1和5.7,上海为5.1和3.86,这造成了武汉医护人员工作负荷偏高的现状。他还表示,医生、护士总量的紧缺,意味着分散到感染科与重症医学科的人力资源将更少,这肯定会影响到重大突发疫情下的医疗救治能力。

  武汉医疗系统的不均衡,还体现在委属、省属医院产生的虹吸效应,以及省属与市属医院之间、市属与区属医院之间的实力差距。阮小明曾任湖北省原卫生厅医政处处长、湖北省医院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武汉市第一到第十一医院这10家医院(没有第十医院)中,前4家是三级甲等,水准较高,武汉市第五医院为汉阳区唯一一家三级甲等医院,规模比前四家小,而第七、第九、第十一医院(即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都为二级医院。刘智勇则指出,二级医院在武汉医疗体系中是个尴尬的存在,有的医院为了生存,一直在为升级而努力;另一些则为了求稳定,则情愿“降格”为财政兜底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部医都”武汉,被疫情冲击后白色防线如何修复?2月22日,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隔离病房,中日友好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患者诊治。摄影/湖北日报 柯皓

  1月21日,即钟南山首次指出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后的第二天,武汉市政府首先征用了七家市属或区属的二三级医院,作为新冠定点诊疗医院,共提供3000余张床位。对于最初为何不优先征用医疗条件更好的“四大家”,刘智勇分析说,因疫情发生地是武汉市,武汉市只能优先调动自己直接管辖的市属医院。阮小明则指出,最初征用这几家二级医院或是因为对疫情的严重程度预估不足,而如果一开始就征用协和、同济等大三甲,还涉及对几千名住院的非新冠患者的转运问题。

  武汉市这些被征用的二三级综合性医院,无法很好应对疫情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它们不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没有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经验。阮小明称,武汉不是SARS的重灾区,当年全市只有不超过10例SARS病例。在这之后,2009年的H1N1、2013年的H7N9也都没有对武汉造成多大影响。

  2003年SARS过后,武汉市政府投资5亿元,建立了武汉地区唯一一家省市共建的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金银潭医院,由原来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武汉市结核病医院、武汉市第二结核病医院这三家合并组建而成,于2008年正式投入使用,有床位近700张。

  朱琥曾任金银潭医院副院长,2017年9月被调至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今年1月22日,又因疫情回到金银潭恢复原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医院平时接收艾滋、结核和乙肝患者为主,而像手足口病等传染病又有季节性,病人数量不稳定。武汉市多家综合性医院的医生都表示,像呼吸系统传染病,如流感等,病情严重需要住院的患者,在综合性医院筛查、上报、确诊后,一般都会被送至金银潭医院救治。

  此次疫情初期,金银潭医院共接收了27位患者,后来,医院三栋建筑共21层病房全部用来接收新冠病人。这次疫情中,武汉另一家最早被用于收治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是离市中心不远的肺科医院,这里是武汉收治肺结核患者的定点医院,有两三百张床位。

  感染科缺位

  3月22日,在武汉市第五医院内科楼一间位于地下一层的办公室,《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正在休息中的急诊科主任郑先念,医院已经不再是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病人于次日全部转运走。

  2020年1月24日大年三十,郑先念曾身着防护服在电话里用哭腔对医院领导咆哮:“我们不想回家过年?你们做了什么?”他的这段视频在网上热传,点击量超过1000万次。

  回想起1月初,郑先念所在的急诊科接诊患有不明原因发热的病人越来越多,从中旬起,每日急诊量迅速上涨至200、300、400⋯⋯ 平日里,这个数字只有120人次左右。1月22日,第五医院成为武汉市61家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之一,尽管一部分轻症患者被分流到发热门诊,但急诊科的接诊量依然达到了500人次的最高点。当天,医院发热门诊、急诊量总计1700人次,为该院创建97年来的最高峰。

“中部医都”武汉,被疫情冲击后白色防线如何修复?

  支援队成建制到达后,武汉市肺科医院ICU病房每班医生人数与病床比基本实现了1:1的标准,但由于后期危重症患者病情重、变化快,部分病人需要ICU医生24小时盯床,ICU医生的压力并未减轻,平均每人要管理3张床。摄影/本刊记者 李明子

  在SARS之后全面开设的发热门诊,本该是应对这类呼吸系统传染病的第一道防线。发热门诊设在感染科之下,但由于种种原因,感染科是全国绝大多数医院的薄弱环节。第五医院感染科只有3名医生,难以承担起阻击疫情的重任。加之平时预检分诊不严格、患者就医理念和习惯等因素,在此次疫情中,拥有13名医生的急诊科就成为主力接诊科室。到1月23日成为定点医院后,第五医院整体转变为一个感染病医院,全院近1000名医护人员经过培训后投入战斗。

  在感染科力量薄弱难以挑大梁的情况下,呼吸科也成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另一支主力军。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被誉为是此次武汉“疫情上报第一人”。元旦后一周,她所在医院的呼吸科门诊病人逐渐增多,一天的呼吸科门诊量达到230人。张继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感染科“没人、没地盘”,平时冬季的发热门诊基本由呼吸科坐诊,而夏季的腹泻等肠道疾病,就由消化科医生负责。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龚作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武汉除了“四大家”这样的教学医院设置有感染科病房以外,武汉市属医院绝大多数都没有感染科病房。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感染科副主任郭威称,不少市属医院的感染科都是急诊科的一部分,有的医院感染科主任则由急诊科主任兼任,发热门诊、肠道门诊沦为摆设,在需要的时候找医生来顶替一下。在感染科业内,流行着一句话,“感染科就像一个夜壶,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藏在角落里。”

  阮小明说,武汉的市属医院在SARS后不设置感染科病房的另一重考量,是传染病的归口管理,即为保证金银潭医院的病源。刘智勇则指出,金银潭医院病房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参考了当年SARS的规模。

  感染科隔离病房尤其是负压病房的缺失,成为这次武汉市医疗系统应对疫情的一大挑战。武汉市第五医院副院长张武昌说,由于医院没有隔离病房,在医院急诊、呼吸科收入越来越多的发热病人后,医院先开辟了18张床的隔离病房,1月8日开始收病人,1月12日收满。之后病人由于没有床位都堆在急诊科。1月23日下午2点,第五医院作为定点医院开始接收发热病人,医院设定的420张床位逐步改造开放。在这期间,急诊科抢救室的6张病床被占满,抢救室塞了二十多个病人,留观病房的10张床满额,在急诊科外的门厅里,还另加了10张床,不到五分钟,全部睡满。1月24日,郑先念看着越来越多的病人无法收治入院,希望医院加快改造隔离病房,他给领导打了那个后来红透网络的电话。

  武大人民医院是从1月6日起开始改造病房收病人,龚作炯说,虽然医院有着“三区两通道”设置的隔离病房,但只是相对规范,并不能满足收治呼吸道传染病的负压条件。由于历史原因,国内综合性医院的感染科以收治消化道传染病为主,“呼吸道传染病我们不大经手”。应对消化道传染病,在地上画几条黄线就可以画出“三区”,给地面消毒就行,不像呼吸道传染病会通过飞沫传播,因此需要加隔断门,“呼吸道传染病和消化道传染病的防控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消化道传染病根本不用什么穿防护服,你只要戴口罩,戴手套,二级防护就够了。” 龚作炯说。 

  郭威认为,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一个金银潭就够用了;但在疫情暴发时,如果只有传染病专科医院才有负压隔离病房,那显然不够用。因此他建议,今后每一家医院都有必要设置的一定量的负压隔离病房。感染科的存在也要以病房的存在为依托,否则科室也“名存实亡”。

  重症科之“轻”

  ICU是应对此次疫情的攻坚力量。然而,对于武汉这座“中部医都”来说,ICU恰恰是其医疗系统里一个相对较弱的一环。在复旦版2018年医院专科排行榜里,武汉地区医院的重症医学科无一进入全国前10名,唯一进入华中地区分区排行榜前五名的,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重症医学科。

  对此,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首席专家、中华医学会湖北省重症医学分会前主任委员李建国就指出,“武汉不同级别医院的ICU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整体水平无法与广州、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相比,ICU实力还需提高。”

  据2015年的统计,武汉市二级以上医院有36家都设立了ICU,占湖北全省的1/4以上。“保守估计,武汉市至少有500张ICU床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然而,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2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经过分析,武汉市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较高,主要因为早期定点医院的重症医学床位空缺,仅有110张,而其他重症患者分散在二十多家医疗机构,整体上不是由重症医学科的专业医疗团队来管理,一定程度上摊薄了优质医疗资源力量,因此武汉重症患者病死率高。

  武汉金银潭医院是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的定点医院。然而,该院ICU只有5位医生,全院的各类氧疗仪器加起来不足20台。

  疫情暴发后,金银潭医院接收了武汉全市各家医院运来的患者,住院部七层改造为收治危重症病人的ICU,仍无法解决救治需求,五层、六层又改建为收治重症的病区,本院力量无法支撑,就调集了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前来支援,一家医院包一层病区。

  1月18日,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作为首批援鄂专家重回求学之地武汉,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北京协和医院ICU主任杜斌一起,每天到各家医院巡视指导。“医务人员依旧十分紧缺,尤其是危重症医生、护士。”童朝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为此,专家组请求从北京、上海、广州的5家医院调来了多位40岁左右有重症医学背景的骨干医生。当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ICU主任医师郑霞大年三十到达金银潭支援时,已经有3人病休,该院ICU医生仅剩2位。

  “一家医院ICU的水平往往依托于医院的综合实力。”武汉同济医院急诊医学和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树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解释说,由于ICU不设门诊,病人来自其他专科病房,治好后一般不会直接出院,还要转回其他科室,“ICU的发展,需要医院层面的支持,需要各科室之间的配合,这是ICU学科本身特点决定的。”

  2009年,ICU被国家原卫生部批准为一级诊疗科目,成为医院晋级必备科室,湖北一众二级医院就是在这之后纷纷建立起综合ICU。一些医院求快,直接将原有的心外、神外等专科ICU直接改造为综合ICU,人员、床位数、床旁检测仪、呼吸机数量达标,但患者来源单一,仍以原有专科ICU收治的患者为主,在这次新冠疫情中,面临呼吸道传染病的重症救治和多器官衰竭的患者,便显得束手无策。

  学科发展需要基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在这时就显得尤为重要。医学生在毕业后、成为某一学科正式医生前,需要完成该学科主导的住院医师培训,但问题是,目前ICU没有住培,年轻ICU医生主要来源于其他相关科室,如急诊科、麻醉科、外科等,大多数人在完成医学学业、住培后,往往已经三十多岁,转到ICU后又无法直接晋升为主治医师,还需要再花时间完成ICU的专科医师培训,因此愿意转来ICU的医生本就不多,加之ICU科室要求高,需要医生了解多个学科的临床知识以应对多器官功能不全等情况,还要会气管插管、血液透析等技能,无形中又增加了阻力。

  “专科规培只是把其他科室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后的医生选到ICU后的再培训。由于种种原因,ICU是国内如今唯一没有住院医师培训的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住培才是学科培养、发展人才的第一步。”李树生解释说。 

  为解决这个问题,2009年9月起,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定期筹办专科资质培训班,由业内权威专家采用统一教材和课件,对从业人员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的培训,至今已经培训了2.6万名ICU医生。“专业分会一直在想办法,对医生进行规范化培训,但都比不过国家体制下的住培的效果来得好。”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个学科没有基础,面对大的疫情,可不就乱了,光仰仗国家层面调集全国力量集中支援,不是长久之计。”一位在ICU领域工作二十余年的专家说。

  分级诊疗短板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开启后,首日门诊量就达1700人,第二天门诊量2400人,接诊量超出平日数倍。据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22日至27日,全市发热门诊共接诊发热病人75221人,门诊留观3883人。

  在定点医院启用、武汉“封城”前后,大量民众涌向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挤兑,其中包括不少只是得了普通感冒或只是怀疑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的居民。而在医院汹涌的人潮,大量病毒高密度集聚的环境里,又造成了交叉感染。

  之后,武汉市启用社区分级诊疗,社区筛查,疑似患者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具转诊单,转向上级医院。但由于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具备对传染性疾病分筛、治疗的能力,不少居家隔离的人隔离措施又不规范,进而造成了家庭聚集性感染,一些轻症患者由于无法得到及时治疗拖成重症。在1月底,“4个集中”措施提出,2月初,14家方舱医院开始陆续启用,收治轻症患者,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相继建立后,武汉市的分级诊疗程序才得以步入正轨。

  武汉市的两百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封城”后接诊患者的第一道防线。长动医院是武汉市洪山区的一家一级医院,前身为中国长江动力公司职工医院。其开设的长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在长动医院里。

  2019年12月底,长动中心就接到了市卫健局的指示,要求做好预检分诊工作,开设发热诊室,做好华南海鲜市场接触暴露史及个人信息登记。1月25日〜2月14日是长动中心最紧张忙碌的时候。当时,它附近的关山街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卓刀泉街道社区医院都没有开诊的能力,任务全都转移到长动来。长动中心可以做CT,高峰时期,中心每天要接待将近200位发热病人,一大半都是肺部有症状。在疫情中,长动医院的护士长和数名护士都感染了新冠肺炎,进入方舱隔离治疗。在武汉市政府后来公布的第四批、第五批定点医院中,一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等被纳入了进来。

  早在2006年,武汉市就启动了双向转诊模式,即慢性病或常见病等从大医院转给社区,而疑难杂症则从社区转诊到大医院。2008年,同济等大医院开始探索接管基层医院的转诊模式,到了2015年,武汉市又进一步提出社区首诊+双向转诊的模式,2016年,强调打造以医联体为主的分级诊疗模式,但十多年过去,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分级诊疗模式的构建并不理想。

“中部医都”武汉,被疫情冲击后白色防线如何修复?3月15日,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科和麻醉科医生团队合作,为患者做纤维支气管冲镜冲洗术。手术前,“痰拴清理师”为防止气溶胶的产生,在新冠肺炎患者身前盖一层塑料膜。摄影/南方都市报 刘有志

  大约2010年前后,随着各级疾控中心的改革,疾控中心原本承担的公共卫生职能,比如预防接种等任务,下放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使得社区的精力主要在公共卫生服务上,看病接诊的能力有所减弱。据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院长观察,在江汉区所辖的1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有一半都没有开设病房,有一半是把病房做了养老院。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还承办了唐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除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院本部相比,不仅诊疗水平有差距,而且两者能开出的药品种类也有差别,“他那里的药可能只有100种不到,我这有1000种,所以,我们重症的病人开药都不到那里去。”熊念说。

  近年,虽然医联体的概念蓬勃开展,但患者转诊“只上不下”的情况依然常见,很多基层医疗机构成了大医院的患者“抽水机”。熊念举例说,武汉某市属医院医生在江汉区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基本上将所有的病人都转到他们医院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年医保定额的300多万元,也被算入该市属医院。阮小明将这样的模式称为松散的医联体,在他看来,好的医联体要双方都有收益,“大医院的医生来会诊,同时要把技术带到基层,让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水平提高。”

  目前基层医生水平弱、医疗设备落后的根源性问题,并没有因医联体而得到解决。影响社区医护人员素质的关键是其待遇。红十字医院院长熊念说,据他了解,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政府拨款,很多人税前年薪只有六七万元,这在武汉市居民的收入中属于中下水平,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此次新冠疫情暴发后,新加坡有超过800家应对紧急公共卫生状况的社区全科诊所开启,避免了对公共卫生资源的恐慌性挤兑。

  在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王贵强看来,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重大疫情,SARS后建立的发热门诊体系可以考虑进一步改革,将关口前移,下沉到社区,培养具有传染病防控知识和技能的全科医生来负责。他认为,未来,社区层面应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初步筛查,把二级医院的感染科从发热门诊中解放出来,承担一般感染性疾病的诊治,三级医院主要治疗疑难杂症,构建起这样的分级诊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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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新浪小圆桌 就等你来说

责任编辑:范斯腾

  原标题:国家药监局: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出口质量监管工作

  中新网4月3日电 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消息,3日,国家药监局召开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出口质量监管工作专题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凡是有证据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要立即停产、整顿,并查清问题。

国家药监局: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出口质量监管工作资料图:工人赶制医用防护服。 中新社记者 张金川 摄

  会议要求,要迅速摸清企业情况,确保监管突出重点。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建立出口医疗器械企业清单,实行动态调整,对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出口医疗器械产品,做到心中有数;监督指导出口企业完善出口产品档案,切实保证产品出口过程的可追溯;及时将出口企业清单通报企业所在地政府。

  会议指出,要确定专人负责上报,确保信息公开质量。国家局已将药品监管部门批准注册的5类产品(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呼吸机、红外体温计)在国家药监局网站持续集中公开;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上报。

  会议明确,准确把握法律定位,规范出口销售证明。对未在中国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及生产许可证书、或者未办理医疗器械产品备案及生产备案的企业,一律不得出具出口销售证明。

  会议提到,组织系统精干力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迅速调集全省资源,建立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清单制和监管人员责任制,针对重点对象,围绕关键环节,聚焦突出问题,强化控制措施,凡是有证据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要立即停产、整顿,并查清问题。问题未查实,责任未分清的,不得恢复生产、经营。

  会议称,突出出口产品监管,强化监督抽检力度。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保障出口产品质量的需要,适当调整抽检项目。抽检要涵盖本省企业生产的各类产品,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新批准企业生产的产品。

  会议同时要求,各级药品监管部门按照相关要求,要在保证产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前提下,按照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的要求,严格把握好体系检查、注册检验、临床试验、技术审评、行政审批等工作,有序做好疫情防控用械审评审批,确保产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针对监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会议强调,要贯彻“四个最严”要求,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对违法违规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法严惩绝不姑息。强化重大案件挂牌督办,强化案件行刑衔接,突出违法行为处罚到人,形成高压态势和震慑威力。

  据悉,国家药监局将与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局,组成联合督导组,赴部分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出口量较大的地区进行专项督导,并将各地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出口产品质量监管纳入年度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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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光博

  原标题:湖北省内逐步有序地放开省内餐饮、商超、农贸等市场

  长江日报-长江网4月3日消息,4月3日,湖北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推动全省农产品生产销售工作情况。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张桂华表示,湖北省内要根据分区分级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的要求,逐步有序地放开省内餐饮、商超、农贸等市场,不断释放省内的消费空间。

  省外要全面落实4月1日我省与广东省签订的“鄂粤同心、抗疫发展”六大行动和15项工作合作协议,加强成果转化,确保协议落地,同时要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加大与其他兄弟省份的对接合作,努力扩大省外销售渠道。 

  来源:长江日报-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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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斯腾

原标题:德勤:美股触发熔断机制后无中企今年3月登陆美股

新京报讯(记者 张姝欣)根据德勤中国全国上市业务组在4月3日发布的报告,虽受疫情影响,中国内地与香港新股市场在2020年第一季度继续畅旺。以新股融资额计,上海证券交易所攀升至首席,超越美国的主要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取得第五位。

德勤方面表示,虽然市场因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与主要经济体前景不明朗而大挫,整个中国的主要商业与生产活动由1月底至3月初受到限制,但上海科创板与深圳创业板的改革仍有力推动A股市场的新股活跃。较长远来说,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修订后的中国证券法、创业板推出注册制、H股全流通,以及以法团身份的不同投票权受益人的市场咨询势将提升两地资本市场对潜在上市发行人的吸引力。

在2020年首季,内地市场则以新股数量与融资额按年大幅增长,从2019年第一季度的31只新股融资256亿元人民币,增加至期内总共有51只新股融资781亿元人民币,增幅分别为65%与205%。上海市场有34只新股及685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额,深圳证券交易所则录得17只新股募集96亿元人民币。

全国上巿业务组中国A股资本巿场华北区主管合伙人童传江表示:“增设科创板的效益在此段非常时期变得更为明显,它在期内为市场贡献近半的新股数量与约五分之二的融资总额,这意味着它已建立成为中小型创新、高新企业的有效融资平台,因此我们亦欢迎全新鼓励硬科技企业于科创板上市的指引,以至最近对科创板发行上市规则作出的调整,两者均会为高新行业带来更大力的支持。”

童传江提出最近创业板与科创板的改革都会激活两个市场的新股活动。由于截至2020年3月底时已有超过400家企业等候上市审批,并有逾50宗个案已经得到批准上市,德勤预计到2020年末时,将有140只至170只新股于主板、中小企业板与创业板发行上市,融资额达到1800亿至2200亿元人民币,并估计科创板可录得120只至150只新股发行募集1300亿至1600亿元人民币。

截至2020年3月31日,虽然香港的新股数量与2019年第一季度持平,但是所录得来自37只新股的141亿港元融资额,仍较去年同期的204亿港元下跌大约31%。

德勤中国全国上市业务组华北区主管合伙人林国恩评论指出:“香港资本市场再次展现可以同时承受挑战与推动集资活动的能力,虽然新股融资额较去年同期萎缩,但是2020年第一季度的新股上市数量仍居全球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股市触发熔断机制,已经再没有中国企业在2020年3月份上市。在美国,总共有6家中国企业于2020年第一季上市募集3.7亿美元,而2019年第一季则有6只新股融资2.6亿美元,今年首季有更多中资医疗与医药企业发行股票,而2019年首季则以金融服务机构为主。                                    

展望2020年余下时间,报告预料香港全年大约有160只新股上市融资1600亿至2200亿港元,这是由于截至2020年首季末,市场有超过120宗申请上市个案的支持。此外,医疗医药与生物科技、TMT 新股会继续为市场亮点。

林国恩补充道:“虽然我们相信疫情对环球资本市场的影响可为短暂,但是一旦疫情持续并跨越今年上半年,香港新股市场的表现将会受到影响。但是当全球的商业与生产活动能够恢复过来时,更多香港新股将纷至沓来。因为一直以来,香港市场都是以充裕资本及国际投资者基础而闻名。同时因为得到多国的刺激、宽松及救助方案的支持,环球资本市场与经济将会于此稳固的基础上强力反弹。

新京报记者 张姝欣 编辑 陈莉 校对 李世辉

原标题:超长“宅家”,家长应该怎样教育孩子?

  新华社杭州4月3日电 题:超长“宅家”,家长应该怎样教育孩子?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俞菀 魏梦佳 唐弢

  因疫情而“宅家”,中国的孩子家长们因为不适应而催生的“焦虑感”较为普遍。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技术赋能让我们可以“停课不停学”,却也进一步凸显了教育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专家认为,超长“宅家期”并非“假期”,恰是“从娃娃抓起”提升全民素养的好时机。

  超长“宅家”,家长们为何“焦虑”?

  记者调查发现,抗疫一直“宅家”的这段时间里,家长们的担心和焦虑主要有这样几类:一是担心孩子“闷坏”了影响生长发育;二是孩子上网课、看视频等自主学习效果难以判定;三是面对大量陪伴、督促、引导、反馈等职责,感到有点喘不过气。

  杭州某中学生家长王女士说:“疫情初期,我老公整天都要电话会议,我也要写材料,学校微课有提交作业的要求,得检查上传,作为双职工,家长一天下来疲惫不堪……”

  有家长向记者抱怨:“这还是一个孩子,要是两个孩子更崩溃。有些学校,8点多就要在群里签到“打卡”搞早读,家长做完早饭,就得录孩子的早读视频。接下来还有运动量、做作业等一系列的反馈工作。”

  “我很焦虑、很矛盾。”北京市大兴区家长张女士说,女儿即将小升初,疫情期间学校又不让开新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没有多少跟课本知识相关,“我特别担心她开学后赶不上新课,成绩下降,上不了一个好初中,就给她报了网上的课程辅导班,但她天天盯着电脑、手机、上网课,视力又下降得厉害,不上网课又怕耽误功课。”

  记者采访发现,“宅家”期间很多小学生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都超过1小时,中学生在3-5小时,大学生则可能完全处于“不可控”状态。孩子看似认真地坐在电脑前“目不转睛”,但很多家长并不确定孩子究竟在干什么。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何瑾说,这段时间,“焦虑”成为很多人谈论心态时的一个高频词。“不安全、不确定和不可控的感受让学生家长想开学又怕开学。可能大家刚习惯居家隔离生活,接下来又要准备开学,这些都可能激起新的个体焦虑。我们要接受焦虑的存在,但要警惕过度焦虑。”

  线上学习应该怎么搞?

  疫情“宅家”期间,孩子通过线上“云教学”的学习效果难以判定,是家长产生焦虑的主要原因。

  杭州小学生家长屈女士说,“云教学”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十分必要。“一开始搞直播有些混乱,老师和家长很难配合。后来用录制课程视频的方式,学生可以灵活安排学习时间,也可以让名师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学生,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也有部分家长担心“云教学”自由度太大。“看视频课件的时候,我看孩子中间跑出来好几趟,一会吃东西一会上厕所。” 杭州小学生家长裘先生说。北京家长陈女士是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临床中药师,女儿今年高考。她说,2月中旬以来学校一直组织上网课,老师抓得挺紧,电视上也有名师讲课,但担心“线上学习效果”。

  专家认为,抗疫“宅家”期间“云教学”所面临的挑战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长陆续复工,很难在家督促,学生注意力难以集中。二是对学生而言,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尤其是低年龄段学生,会导致视力下降。三是“云教学”没有实体课堂的互动,批改作业的体验效果也不佳。

  “云技术对于如何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一个挑战。要完善‘云技术’辅助的教育,必须要在主体建设、环境建设和制度建设上进行进一步探索和实践。”浙江德清某校初三班主任唐老师说。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李建华认为,“云教学”的内容、方式都要在传统基础上调整。考虑到学生视力和专注力方面的差别,网络课程不宜过长;应给孩子更多自主自学和拓展思考的空间,“倒逼”教学方式改革。

  “宅家”期间,除了学习还能干些啥?

  “开学延期,但是孩子的成长不能延期。”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表示,在延期开学的这段时间里,要努力给孩子提供一种适合在家学习、成长的新型教育供给,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四小校长李红莲认为,与以往的假期比,居家生活的孩子们更需要社会交往、运动,需要丰富的生活样态。“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很少有如此长的时间陪伴与如此近的距离接触,这对于良好亲子关系的确立是难得的机会”。

  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陈峰说,用“宅家”的时间,培养孩子每日阅读的习惯,对他以后的人生将大有裨益。锻炼自律精神,是孩子终身上进的保障。这个时候恰恰也是家校合力监督和培养孩子专注力的好时机。

  其实,在过去的3个月里,我们可以通过许多“花式”宅家活动,看到家校合力营造的良好学习氛围,严肃活泼的创新教育成果。宁波市实验小学503班翁乐昊和爸爸妈妈一起回顾了家庭20年来的历程,用质朴、细腻的画笔和文字书写了“家庭编年史”,被网民誉为“生活历史中的时代变迁”。诸暨、温州等地的小朋友们在老师的鼓励和父母的帮助下,玩起了名画的角色扮演,“认真+童真”地诠释“寓教于乐”的主题。

  “我们特别期待,这样的一次疫情过后,留给我们教育系统的、留给每个孩子的,不仅仅是防控了病毒传播,而是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都有了更深厚的积淀。” 李奕说。

原标题:台湾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增至348人

  新华社台北4月3日电(记者吴济海、傅双琪)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3日举行记者会公布,台湾新增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7例境外输入及2例本土个案,累计确诊348人。

  据介绍,2例本土个案分别为60多岁女性及40多岁女性。其中,60多岁女性近期无出境史,但其夫3月17日自美国返台;个案于3月20日出现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多次就诊,住院采检后于3日确诊。40多岁女性为2日公布确诊的北部某社区女保安的接触者,无出境史。

  当天新增的7例境外输入个案为5女2男,年龄介于20多岁至60多岁,入境日介于3月14日至4月1日,发病日介于3月19日至30日,发病前活动地为美国、英国、丹麦、奥地利、捷克及泰国,出境目的多为就学或工作。

  指挥中心宣布,为落实防疫,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应全面戴口罩,没戴者会予以劝导,劝导不听将开罚新台币3000元至15000元。

  指挥中心介绍,2日台湾新增827例新冠肺炎相关通报,截至目前累计34557例(含30530例排除),其中348例确诊,分别为298例境外输入及50例本土病例。确诊个案中5人死亡,50人解除隔离,其余持续住院隔离中。

原标题:台湾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增至348人

  新华社台北4月3日电(记者吴济海、傅双琪)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3日举行记者会公布,台湾新增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7例境外输入及2例本土个案,累计确诊348人。

  据介绍,2例本土个案分别为60多岁女性及40多岁女性。其中,60多岁女性近期无出境史,但其夫3月17日自美国返台;个案于3月20日出现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多次就诊,住院采检后于3日确诊。40多岁女性为2日公布确诊的北部某社区女保安的接触者,无出境史。

  当天新增的7例境外输入个案为5女2男,年龄介于20多岁至60多岁,入境日介于3月14日至4月1日,发病日介于3月19日至30日,发病前活动地为美国、英国、丹麦、奥地利、捷克及泰国,出境目的多为就学或工作。

  指挥中心宣布,为落实防疫,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应全面戴口罩,没戴者会予以劝导,劝导不听将开罚新台币3000元至15000元。

  指挥中心介绍,2日台湾新增827例新冠肺炎相关通报,截至目前累计34557例(含30530例排除),其中348例确诊,分别为298例境外输入及50例本土病例。确诊个案中5人死亡,50人解除隔离,其余持续住院隔离中。

原标题:广东清远发现白丝草新种,采集者:不留意很容易错过

新京报讯(记者 李一凡 实习生 马婕盈)英文国际期刊《北欧植物学杂志》发表广东清远石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石门台保护区”)发现白丝草新种,系中国发现的第5种白丝草,新品种被以“石门台”地名命名。

4月3日下午,发现者、石门台保护区工程师李远球,向新京报记者介绍称,这是首次以“石门台”命名的新品种,是否具有药用等价值,待进一步研究。

广东清远发现白丝草新种,采集者:不留意很容易错过

3月底,《北欧植物学杂志》发表新发现的石门台白丝草。 受访者提供

“以地方命名的植物有很多,但是尚未有以石门台命名的物种,所以我就建议以石门台命名”,4月3日下午,发现者、石门台保护区的工程师李远球对新京报记者说,这也是石门台保护区第一次由工作人员发现的新物种。

李远球是首位发现、采集到白丝草的工作人员。2014年10月31日,他拍到白丝草照片,“白丝草开花的时候,很好分辨,但第一次拍到时,还没有开花,我还以为是苦苣苔科的植物。”他还介绍称,石门台白丝草4月下旬开花,6月下旬果实炸裂,从开花到果实炸裂,仅有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若是不留意,很容易错过。”

广东清远发现白丝草新种,采集者:不留意很容易错过

2019年8月14日,李远球采集到白丝草少量果实照片,但由于海拔较高,果实还未炸开。  受访者供图

2017年,李远球连续拍到果实照片,但果实尚未成熟,不符合采集要求。直至2019年8月14日,他才拍摄到少量的果实照片。

之后,石门台保护区将照片发给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童毅华博士鉴定,才确认新种白丝草。童毅华博士在个人公众号上写道,石门台白丝草是目前第一个以石门台保护区命名的植物。

针对白丝草未来研究方向,李远球向新京报记者解释:“一个物种的潜力是很难预测的,需要科研人员不断研究转化。”借着石门台白丝草的新种发表,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将加强科研监测队伍的能力建设,继续挖掘石门台保护区蕴藏的丰富资源。

据李远球介绍,白丝草生长在1000到1500米的阴凉潮湿环境,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目前来看,它数量还是挺多的,在沟边三五成群地生长。”

据童毅华博士个人公众号介绍,白丝草属藜芦科的一个小属,原为北美的特有单种属,但最近合并了亚洲的白丝草属,因此目前全世界共有10种,中国有4种,石门台白丝草是新发现的第五种。

公开资料显示,广东石门台保护区,地处广东省中北部,位于南岭山脉的最南端,为广东省连片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珍稀动植物。目前,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内,有高等植物2471种,隶属于271科998属。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1种,二级保护植物21种。

校对 吴兴发

原标题:临港新片区“特殊综合保税区”制度创新面临突破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特殊综合保税区”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自由港。自贸区新片区要建成“全球一流、符合中国实际”的“最高标准”、“最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必须按照自由港的基本属性和结合中国自贸区的实际采取行动。2017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这是目前为止最为权威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定义,表明了“特殊综合保税区”作为“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核心部分所固有的“境内关外”、“四大自由”、“最高开放水平”的经济属性。

一、世界自由港发展现状

自由贸易是自由港的基本功能,境内关外是传统自由港的基本制度框架,围栏隔离是基本的安全保障措施。自由港最早诞生于欧洲。1228年,法兰西王国在南部的马赛港港区内划出一片特定区域,开辟为自由贸易区,规定外国货物可以不被征收任何税,自由出入这一区域。17世纪以后,自由港在西欧国家盛行开来,德国的汉堡和布莱梅、法国的敦克尔克、丹麦的哥本哈根、荷兰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等,纷纷变身为自由港。在欧洲的殖民地区,则出现了直布罗陀、丹吉尔、巴拿马科隆、吉布提、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欧盟协议生效后,欧洲自由港事实上失去了自由贸易功能,于是其中一部分随着相关法规到期而宣布撤销,例如英国的伦敦港等7个自由港,德国的汉堡港等。目前,欧洲有83个自由港。

世界银行(2008)定义自由港是广义的特殊经济区(SEZs),适合所有类型的经济活动,并提供更广泛的激励和福利。特殊经济区在20世纪流行并广泛存在,其功能与传统自由港不完全相同,制度框架与后者也不同。特殊经济区首先出现在美国。1934年,纽约州议员Emmanuel Celler创造性提出设立对外贸易区,并确立其基本属性是“围网的中立地区”和具有“准公共品”属性,这样的基本属性被遵循至今。美国业界和政府对对外贸易区战略实施效果的评价极高。例如,长期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安排为私营企业“提升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创造高薪工作岗位、可持续发展的就业岗位”提供了机会,有效提升了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增加就业和促进出口,是美国“最有效的政策性工具之一”(Bolle & Williams,2012)。美国商务部在官网如此评价道:“对外贸易区通过削减经营成本,有助于公平竞争和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力;通过对进口品的延迟纳税、税费优惠等措施有利于与外国企业竞争的美国企业活动和增加值。”美国也是世界上设立自由港最多的国家,共设立了约300个主区和大约600个分区。美国对外贸易区因功能不同于传统自由港,其制度框架相对完整,成为之后许多国家设立特殊经济区的参考范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更多国家主动借鉴欧洲自由港模式设立特殊经济区,各国设立的动机与美国设立对外贸易区相似,即作为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或者战略之一。与美国对外贸易区相似,这些特殊经济区的功能定位不同于传统自由港,不局限于自由贸易,它们的名称如自由区、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都市区、工厂区等往往体现了其主要特色。到2006年,全球共有3500多个处在运行中自由贸易港,分散于135个国家,大约创造了6600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和5000亿美元全球直接贸易增加值。目前,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自由港主要有新加坡的自由区、爱尔兰的香农自由区、阿联酋迪拜自由港、美国对外贸易区等。它们的基础制度架构基本一致。

2020年2月9日,脱欧后的英国政府宣布着手谋划建设10个世界一流的创新型自由港,旨在通过重振自由港促进创新来对“脱欧”带来的贸易冲击并打造全球贸易中心和投资中心,促进英国各地的贸易、就业和投资。英国创新型自由港战略是对全球范围内传统型自由港的一次革命。

二、国际先进自由港的制度框架

国际海关组织(WCO)根据世界各种形式的特殊经济区的特征,定义“自由区”,需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境内关外”,免除海关常规监管;

二是最少文件要求,除了必要的卫生和国土安全及移民机构,不设其他政府部门;

三是被国家立法授权免予适用部分国内法律,或被授权单独立法,或经营者获得专门立法。

1.立法。

国际先进自由港至少拥有一部国家层面的专门法律。例如,美国对外贸易区法律体系由《对外贸易区法案》、《对外贸易区条例》、《海关与边防局条例》和对外贸易区“特别立法”构成。1969 年,新加坡也通过《自由贸易区法案》,并根据该法案正式设立该国第一个自由区:裕廊自由区。迪拜自由区依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邦法律和迪拜酋长国法律设立,同时拥有一定自主立法权和司法权。

2.海关监管和关税政策。

总体上,自由港拥有“境内关外”地位,采用简化的海关流程,海关货物在港区内享受暂免贸易税或者延迟纳税。各国自由港各自做出了创造性的制度安排。迪拜完全豁免自由区货物关税。新加坡整体实施自由港制度即零关税,其自由区允许按照HS4位码报关。美国对外贸易区内可以不设置海关,海关积极协助对外贸易区管理者的活动,实施关税倒置。

3.积极的税收政策。

积极的税收政策包括低税负和纳税便利。国际先进自由港向企业提供多种所得税、资本税、印花税等多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税负水平在本国范围内保持最低,简化税制,提高税收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在迪拜开设企业,可以享受数十年的零税负。新加坡国家税种少,主要是GST(相当于消费税,目前税率为7%),自由区内货物不进入国内消费市场就不必缴纳GST。

4.港区治理。

设立审批中央政府归中央政府,除了海关监管和关税政策(由于境内关外,这两项权利对区内商业活动干预大大降低)之外的其他权力被移交给地方。专门管理机构负责港区规划和开发,提供法律框架和政策措施,协助推广和招商引资等,该机构在新加坡是国家海事和港口管理局或者民航局,在美国是港务局,在迪拜是自由区管理局。港区经营者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私人企业。迪拜自由区公共区域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由政府投资完成,经营者能够像经营一家企业那样经营自由港。

5.区内商业活动。

国际先进自由港的鲜明特征是包括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相对较高的自由度,拥有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迪拜、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往往被誉为最易开公司的地方。政府创造一些特殊简易程序授权区内商务活动,例如仅仅检查经营者合规和清偿能力的记录,尽最大可能避免政府干预正常商务活动,例如引入“轻触”机制,或者创造“监管沙盒”。自由区(港)“境内关外”地位,确保区内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进行自由贸易。自由港吸引产业资本和外国企业取决于战略定位或者政策目标,对外资企业不设股比要求,也没有外汇汇兑、利润汇回等资本项目的限制。

6.其他政策和风险考量。

除了吸引全球贸易和全球投资,国际先进自由港的政策目标往往还有就业、创新、制造业发展和增长等。为了促进就业,美国对外贸易区禁止国际雇员,新加坡、迪拜等却鼓励国际雇员。英国正在谋划中的10个创新型自由港,规划中的许多政策措施都是出于激励创新的政策目标。国际先进自由港风险考量,主要针对国土安全和洗钱、逃税、避税等非法商业活动,因此大多数被围网隔离。在一流营商环境和阻止风险之间进行平衡,其结果是减少事前监管和严厉事后处罚。

三、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区”制度创新重点突破领域

经过7年多的发展,上海自贸试验区进行诸多制度创新试验,许多成功经验如商事制度改革、贸易单一窗口、先入区后报关、“分送集报、自行运输”、FT账户等在全国被复制被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基础制度架构基本形成,并成为全国各地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基础制度架构的模板,包括商事制度、金融制度、贸易制度、海关监管和关税政策等,所覆盖范围与国际先进自由港的基础制度构架基本一致。

与自贸试验区原有片区相比,临港新片区拥有更高标准、更加开放和更具特色的政策目标。按照中央领导对临港新片区提出的“五个重要”的要求和对上海强化“四大功能”的新要求,并服务于全面提升上海“五个中心”的核心功能,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新片区制度架构面临以下突破。

1.“境内关外”地位。

目前,国家或者地方层面立法没有明确赋予任何自贸试验区或者片区“境内关外”法律地位。只有明确了“境内关外”地位,临港新片区才能够进一步缓解复杂海关监管和税负较高的约束,最大限度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释放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流动自由等方面潜力。

2.允许更多形式和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

贸易有多种形式,离岸贸易和转口贸易是其中的两种。新片区自由贸易不应局限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这样的直接贸易形式,也应允许自由离岸贸易和转口贸易,以更好地实现贸易自由和运输自由,并促进投资自由、资金自由和人员流动自由。

3.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部分商品和企业可以免予海关监管。

简化海关监管可以考虑以下几种途径。第一种在区内不设置海关机构,只保留简易的报关通关程序;第二种是淡化海关与新片区之间的监管和被监管关系,转为强调服务和合作关系;第三种是减少监管的量,可以将“监管货物”改为“监管企业仓库(可以是虚拟仓库)”,并且设置一定的比例进行抽查;第四种是在监管中引入新技术和促进数据共享。

4.塑造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

临港新片区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政策是我国自贸区的重大突破,“区内符合条件的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生产研发的企业,自设立之日起5年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如果放在国际范围内比较的话,新片区还有大幅度提高的减税和提升纳税便利化的空间。

5.拓展FT账户功能,进一步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更大程度实现经常项下的资本自由流动。

FT账户是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核心,一线基本放开,可以办理经常项下和直接投资项下的跨境资金结算;二线连通境内账户,有限渗透。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一线和二线的外汇管理往往更严格。未来,需要进一步拓展FT账户投资功能,简化资金划转,个人账户也可以适时开通。

6.探索开放资本账户。

新片区定位包括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的双向连通,因而需要探索开放资本账户,例如启动境内个人QDII2渠道、加大资本账户双向投资范围和渠道、允许企业境外母(子)公司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等,推动实现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同时搭建金融要素国际交易平台,吸引国际资本集聚,推动形成国际化金融市场。

(作者文娟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自贸港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

原标题:足协同意奥预赛再次延期,具体日程将征求女足意见

韩国足协提出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举办的两个方案,中国足协方面已经同意了比赛延期的提议,但有关具体比赛日期,中国足协将征求中国女足队内的意见,再与韩国足协、亚足联协商。

足协同意奥预赛再次延期,具体日程将征求女足意见

中国女足苏州集结备战,杨曼率先抵达。图/Osports

新京报讯(记者 徐晓帆)东京奥运会延期后,还未完成的中韩女足奥预赛附加赛或再次推迟。据新京报记者了解,中国足协已经同意韩国足协提出的两种延期方案,双方将与亚足联商议后确定具体日程。

中韩女足之间的奥预赛附加赛最初计划于今年3月举行,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比赛被迫改在6月4日与6月9日进行。此前韩国足协方面表态,鉴于疫情发展形势,希望比赛继续延期。

关于最新比赛日期,韩国足协提出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举办的两个方案,而中国足协方面已经同意了比赛延期的提议,但有关具体比赛日期,中国足协将征求中国女足队内的意见,再与韩国足协、亚足联协商。

中国女足球员、教练于昨日在苏州集结,开始新一期集训,主要目标就是备战与韩国女足的附加赛。在二次改期的结果出来前,中国女足本期集训的日程暂时不会有所改变。

新京报记者 徐晓帆

编辑 王希翀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