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如何治服“入侵者”?

  来源:瞭望智库

  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再次强调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为相关配套监管措施提供法律准绳。

  我国是全球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极易受到外来物种的侵害。

  今年6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目前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来自美洲的“不速之客”最多,占到总数的一半,且入侵性强、危害极高。

  它们有的通过自然传播进入,有的作为饲料或观赏植物引入,甚至能附在进口货物或行李上被动入境。在中国落地生根后,这些入侵物种打破原有生态平衡,影响人体健康,甚至还威胁到了国家粮食安全……

  它们的危害为何如此之大?

  那么,中国人如何征服这些“入侵者”?

  1

  豚草:藏在田间地头的“杀手”

  豚草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恶性杂草,原产于北美地区,20世纪30至40年代沿着铁路、经由苏联传入我国东北。如今,全国已形成沈阳、北京、天津、上海、武汉5个豚草繁殖传播“中心”,并向19个省市蔓延。

危害巨大的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如何治服? 原产于北美地区的豚草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恶性杂草。图|图虫创意

  豚草的生命力极强。一株豚草可产籽10万粒,种子落地30年仍能存活,仅靠被铲除后的残条亦可重发新枝。

  而且,豚草侵入裸地后能分泌具有化感作用的化合物,抑制本土植物生长,破坏原有生态系统,堪称“植物杀手”。

  在农耕区,豚草混杂在玉米、大豆等作物之间,消耗土地中的水分和营养,导致大面积草荒,农业减产。据统计,当1平方米玉米地里长有30-50株豚草苗时,玉米就会减产3至4成;超过50株时,几乎颗粒无收。

  此外,它还危害人体健康。每年8月中旬,进入开花期,每株豚草可生产上亿花粉颗粒,随空气飘遍方圆600公里。这些花粉是过敏性疾病枯草热的主要病原,人感染后会出现咳嗽、流涕、眼鼻奇痒等症状,诱发过敏性哮喘、鼻炎、皮炎和荨麻疹,严重时并发肺气肿、肺心病而致死亡。

  因危害大、防治难、根除慢,早在2003年,豚草就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20世纪末,我国主要采用人工拔除和化学方法防治豚草,费时费力且效果有限,滥用除草剂还会污染环境。于是,防治专家们转而探索生物方法,寻找更具竞争力的植物对豚草围追堵截。

  研究发现,北美有一种专食豚草的昆虫,叫做豚草条纹叶甲,我国引进并驯化后可有效遏制豚草生长。在此基础上,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自主研发生防产品——豚草卷蛾,在湖南试点成功并获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2项。现在,利用豚草卷蛾控制豚草的生物防治技术已在我国南方各省大面积推广。

  除了昆虫,豚草还有一些真菌天敌。2017年,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引进苍耳柄锈菌,用以防控豚草。这种真菌的专一性强,不会侵染豚草以外的植物,自然状态下可减少豚草生物量50%以上,有效降低种群密度。

  经过多方努力,北京全市豚草发生面积已经从高峰时期的4万亩降到1.9万亩,豚草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

  2

  凤眼蓝:既不丑,也不温柔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外来物种都是以“入侵者”的身份到来的,原产于巴西的凤眼蓝就是其中之一。

  它还有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叫“水葫芦”。

危害巨大的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如何治服?

  原产于巴西的凤眼蓝在中国还有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水葫芦”。图|图虫创意

  凤眼蓝是浮水草本植物,发达的须根深藏水下,簇拥的叶子和喇叭状的花露出水面,因花瓣中心的鲜黄色斑点形如凤眼而得名。

  上世纪初,凤眼蓝作为观赏植物传入我国,1960年代前后又作为畜禽饲料被推广。后因饲料工业发展,凤眼蓝逐渐被废弃,现已广泛分布于我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的19个省市。

  凤眼蓝的繁殖速度极快,可在8个月内由1棵分蘖成6万棵。

  连片生长的凤眼蓝最终覆盖水面,水体不透光溶氧量降低,导致鱼虾及其他水生动植物缺氧死亡,还为蚊蝇、血吸虫提供滋生地。云南昆明滇池的凤眼蓝覆盖面积曾达1000公顷以上,池内原有生物几乎绝迹。

  而且,它还堵塞河道、影响航运和排灌,阻碍水体自由流动,水中重金属元素长期存留,严重影响水质。

  过去,我国的凤眼蓝防治工作以人工打捞为主。2002年,上海全力整治凤眼蓝,仅用于打捞的资金就达8000万元,可惜收效甚微。

  2005年,黄浦江水域凤眼蓝打捞工作开始向机械化转变,如今已实现全机械化打捞作业。2019年,上海启动水生植物污染整治工作,每周动态监控、及时预警黄浦江、苏州河干流及其沿线支流水生植物生长态势,并投入工业无人机、多功能子母保洁船等各路“新式武器”保驾护航。截至当年9月17日,黄浦江、苏州河干流水域共打捞凤眼蓝6062.39吨,较上一年增加近6倍。

  除人工打捞,近年来,我国凤眼蓝综合治理方法不断创新,科技助力凤眼蓝“变废为宝”。

  凤眼蓝的叶、茎切碎后可用作畜禽饲料,榨取鲜汁后从中提取营养素,亦可加工提炼保健品、药品及营养添加剂。在上海青浦县,人们利用凤眼蓝加工成的草粉饲料饲养獭兔,并以兔粪和凤眼蓝的压滤液作为沼气发生源。

  而且,凤眼蓝具备较强的去氮、磷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治水污染。2017年,北京房山张坊镇片上村开始利用凤眼蓝处理养殖污水,每年因此节约污水处理成本10万-15万元。

  3

  克氏原螯虾:前人齐挖洞,后人被红烧

  偶尔,也会出现入侵“失败”的物种。

  至少,1929年第一批来到中国的克氏原螯虾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子孙后代会被人圈养、驯化,再端上餐桌。

危害巨大的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如何治服? 2020年8月1日,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的商家摆出超大盘小龙虾招徕顾客。图|视觉中国

  克氏原螯虾即野生小龙虾,老家在墨西哥北部到美国佛罗里达区域,后经日本传入中国,最初被当作牛蛙的饲料。

  克氏原螯虾的环境适应能力极强,它既可在污浊的水体里存活,水体缺氧时亦可上岸用鳃呼吸以维持生命。加之繁殖能力强、生长速度快、抗病性强,克氏原螯虾很快遍布全国各地。

  这种虾食性杂,吃昆虫、幼蚌,也吃水藻,多只小龙虾聚在一起能吃掉近一尺长的鱼,既影响鱼苗培育,又破坏天然植被。凡是有小龙虾的水域,生物多样性都会显著降低。而且,克氏原螯虾极易携带鳌虾瘟疫真菌,严重威胁其他水生生物生存。

  此外,它们还喜欢在堤坝上筑穴。1998年,长江暴发特大洪水灾害,防汛人员在堤坝处发现大量克氏原螯虾筑穴,仅湖北汉江大堤黄金口段就有37个。大批克氏原螯虾疯狂挖洞筑穴,导致多处堤坝高度降低、堤面变窄,甚至塌方断裂。

  防治克氏原螯虾也不是易事。常规的人工捕捞容易扩大它的种群生存空间,反而加速繁殖;含有机磷酸酯的杀虫剂虽能有效控制,但也会导致其他物种数量下降,影响生态环境。因此只能通过截断、围挡等手段控制其生存范围,或使用陷阱、长袋网集中诱捕。

  此外,中国还走出了一条防治克氏原螯虾的新路——发展人工养殖,开辟小龙虾产业。克氏原螯虾体内蛋白质含量很高,虾肉富含镁、锌、碘、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紧实又易消化,广受食客欢迎。

  2001年,湖北潜江已有农户成功驯化野生小龙虾,并发展出“虾稻连作”的养殖模式,人工饲养小龙虾以供食用。2003年,我国小龙虾产量超5万吨,2005年又增加到8万吨,产值3.03亿美元。如今,小龙虾已成为中国人饭桌上的常客。

  当然,防治克氏原螯虾仍需要多种科学方法相互配合,仅靠吃并不能彻底解决小龙虾入侵危机。而且,我们所食用的小龙虾多为人工养殖,野生小龙虾因生活环境复杂,尚存安全隐患,不可轻易食用。

  4

  福寿螺:“吃货”们,请三思

  如果你认为只要派一众老饕出征就可以化解物种入侵危机,那就大错特错了,与田螺长得很像的福寿螺,就曾让不少“吃货”狠狠地摔了跟头。

  福寿螺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因富含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而被视为高蛋白食品。

危害巨大的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如何治服?

  福寿螺不仅吃草,还会啃食水稻等农作物的秧苗叶片和茎秆,已成为我国南方水稻种植区的一大灾患。图为福寿螺的卵。图|图虫创意

  1981年,福寿螺作为特种经济作物被引入中国广东,后又被引入福建、四川、云南、浙江等地养殖。但是由于口感不好、腥气重,福寿螺当时并不受欢迎,被大量遗弃野外。

  福寿螺的生长速度快、繁殖能力强,自我国南方迅速向北蔓延,目前已在长江以北繁衍传播。福寿螺过度繁殖不仅会破坏水域生态坏境,还会威胁本地物种的生存,打破原有生态平衡。

  而且,福寿螺不仅吃草,还会啃食水稻等农作物的秧苗叶片和茎秆,已成为我国南方水稻种植区的一大灾患。2006年,云南省福寿螺分布面积达21.4万公顷,14.7万公顷水田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4970万元。

  更可怕的是,吃福寿螺甚至会吃出人命!

  福寿螺肉加热过长会变硬,为提升口感,不少商家会刻意缩短加热时间。福寿螺是广州管圆线虫的中间宿主,一只中含有3000-6000条寄生虫。生吃或食用加热不彻底的福寿螺,极易引起食源性广州管圆线虫病,寄生虫幼虫入侵人脑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引起头痛、发热、颈部僵硬,甚至可致痴呆、死亡。

  早在1997年,浙江温州就发生过生吃福寿螺片引起的集体发病事件。但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的,是2006年的蜀国演义福寿螺中毒事件。蜀国演义酒楼在加工福寿螺时未彻底加热,导致北京暴发广州管圆线虫病,短时间内就确诊160例。

  防治福寿螺也需要多管齐下。

  挖除水草、破坏福寿螺的产卵场所,再手工捡拾、消灭成螺是我国常见的物理防治方法。

  采用传统灭螺药物五氯酚钠虽能较快杀灭福寿螺,但会污染水体。近年来,科研人员探索出把茶麸浸出液作为灭螺药剂的方法,利用其中富含的茶皂素有效灭螺,而且价格低廉、易于获得。

  此外,福寿螺与另一种入侵生物——五爪金龙之间可以“一物降一物”。五爪金龙是我国华南、东南地区常见的野生蔓藤植物,用它制作的乙醇提取饱和水溶液能在48小时内100%灭螺,而且不会对水稻生长和稻田环境造成影响。

  今年9月,绍兴柯桥就开展了一场“灭螺大战”,现已打捞清理、集中填埋福寿螺及卵块10万斤。

  5

  草地贪夜蛾:又是个抢粮食的“幺蛾子”

  2019年1月,草地贪夜蛾入侵云南,我国玉米粮食产区经历了一次浩劫。

  [注:此次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为“玉米型”,即一种主要取食玉米的亚型。]

  草地贪夜蛾又称秋粘虫,原产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外观和其他夜蛾别无两样,却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迁飞性害虫。

危害巨大的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如何治服? 2020年7月11日,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农业技术人员在宋町镇玉米地里安装草地贪夜蛾“诱捕器”。图|视觉中国

  草地贪夜蛾的食性杂、繁殖能力强、迁飞扩散快,以玉米、水稻、大麦等为寄主。幼虫取食幼茎、叶片、雄穗、果穗,可致玉米减产10%至25%,严重的甚至毁种绝收。

  2016年,草地贪夜蛾传至非洲后迅速蔓延至撒哈拉以南的44个国家,造成玉米减产830万-2060万吨,经济损失24.8亿-61.9亿美元。

  2018年草地贪夜蛾蔓延至南亚,2019年初入侵我国并席卷25省区市、1500余万亩玉米粮食产区。在广东部分地区,玉米田块危害株率超过60%。

  面对严重虫灾,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协调、全力以赴做好防治工作,打响了一场“蛾口夺粮”的大战。

  *普及防治技术,制定应急防治措施

  中国农科院吴孔明院士团队筛选出一批对草地贪夜蛾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用于应急防治,并积极探索灯诱、性诱、食诱等监测工具,提高监测水平和效率。

  农业农村部发布《2019年草地贪夜蛾防控技术方案(试行)》,其中明确了推荐使用的抑制剂和生物农药,科学制定施药时间、部位等细节方案,有效指导防治工作。

  *强化统防统治与联防联控

  随着灾情的扩散,全国大部分省市先后出台具体防控方案,冬季压低向北扩散的虫源基数,夏季密切关注黄淮和北方玉米主产区,统防统治虫源集中降落区和重发区。根据季节变化重点防治,分区治理。

  此外,国内多个单位合作,组装完成了草地贪夜蛾首个染色体级别的基因组,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其杂食性和耐药性,推动科学防治。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当地农业农村厅迅速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防控工作,先后40多次派出技术人员到全区各地开展调研,指导监测防控工作。

  截至2019年7月,全区草地贪夜蛾防治面积达170万亩,占发生面积(161万亩)的106.25%,发生区危害损失率被控制在2%以内,“蛾口夺粮”首战告捷。

  今年9月15日,农业农村部将草地贪夜蛾列入《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

  6

  生态安全的“国门”,必须守住!

  《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已知外来入侵物种数量较10年前增加了3成以上。近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13次全国性入侵物种灭除行动,各地组织开展各类铲除活动2000多次,灭除3000多万亩入侵物种。

  过去,我们对引进外来物种存在一定盲目性。现在,我国已制定并实施了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等行政法规,并有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用以管理和监督外来入侵物种。

  根据法律要求,引进物种前,农业和林业主管部门有责任组织开展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是否出具检疫审批单。物种引进后,监管单位还应适时检查,进行风险监管。

  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再次强调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为相关配套监管措施提供法律准绳。

  海关口岸动植物检疫是有效阻断入侵物种的第一道防线,在入关检疫环节上,更应强化口岸检疫查验和执法,筑牢堤坝,守好国门。

  新世纪以来,我国在进口国外产品上截获的有害生物种类、批次和检出率都在不断增加,拦截效果大大提升。今年3月,天津海关就在由美国进境的78.93吨燕麦种子中检测出豚草并成功拦截。

  预防外来物种入侵是项系统性工程,加强入侵物种科普宣传教育、推广普及防治方法、提升民众危机意识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自2003年起,生态坏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定期公布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名单。

  作为个人,我们也应主动提升防范意识、科学对待入侵物种。入关时仔细检查行李、衣物,遇到外来物种不饲养不放生、即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捍卫祖国安全。

  文 | 丁贵梓 瞭望智库观察员

责任编辑:范斯腾 SN237

  原标题:死性不改勾结“洋主子”!郑文杰、刘康致信蓬佩奥,乞求美国制裁更多中国官员

  [环球网报道]12名有案在身的港人今年8月拟从香港偷渡往台湾时被广东海警截获,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近日通报批准逮捕12人。据香港东网10月24日报道,嫖到失联的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以及“港独”分子刘康,昨日(23日)联名去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希望美国针对此事制裁更多中国官员。

死性不改勾结“洋主子”!郑文杰、刘康致信蓬佩奥,乞求美国制裁更多中国官员图片来源:港媒资料图

  “揽炒(同归于尽)派”多次要求外国政府制裁中国内地和香港。东网报道称,脸书专页“每日关心刘康被通缉状况” 24日公开了信中的内容,并被刘康转发。信中提到,他们感谢美国政府对港人的多方支持,包括对内地及香港官员进行制裁,信中又称,该12名被内地拘捕的港人“正受侵害人权的对待”,希望美国可以制裁更多中国官员。信中提到的人包括:深圳公安局局长、盐田看守所所长等。

  东网报道提及,香港国安法正式实施后,多名乱港人士逃至海外,其后香港警方正式通缉6名身在海外的港人涉违反香港国安法,包括前郑文杰及刘康。

  此前,郑文杰与刘康也曾去信韩国外交部长,乞求韩国暂停对香港及中国的引渡协议。港媒曾报道称,有法律界人士认为,郑文杰、刘康的有关行为已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建议再发通缉令,一方面能表达立场,另一方面,当成功缉捕他们时能够加重刑罚。有政界人士则批评他们的行为只为刷存在感保持人气,以继续配合“洋主子”抹黑香港。

  去年有人一再炒作“郑文杰在内地失踪”一事,结果被证实是郑文杰“嫖到失联”,上演一出“求锤得锤”的戏码。获释后,郑文杰几乎销声匿迹,2019年11月20日,郑文杰现身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当被主持人追问是否参与嫖娼时,他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死性不改勾结“洋主子”!郑文杰、刘康致信蓬佩奥,乞求美国制裁更多中国官员郑文杰(资料图)

  郑文杰嫖娼的视频曝光后,他获得了英国为期两年的工作签,逃到英国一边展开“新生活”,一边还继续“作妖”。香港此前正式通缉6名逃往海外的乱港分子,其中就包括郑文杰。

  18岁的香港公开大学学生刘康7月30日曾在其社交媒体发文透露,他已于今年6月底、即香港国安法生效前离港赴英,并向英国申请庇护。他声称非常感谢郑文杰帮助自己“落脚”,并得到英国政府“安排住宿,提供一日三餐”。

死性不改勾结“洋主子”!郑文杰、刘康致信蓬佩奥,乞求美国制裁更多中国官员刘康(资料图)

  7月31日,香港警方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正式通缉了罗冠聪、陈家驹等6名逃亡海外的港人,而郑文杰和刘康同样名列其中。

  根据香港国安法,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均属违法,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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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香港局势

责任编辑:杨杰 SN239

  原标题:喀什地区疏附县报告1例无症状感染者

  来源:天山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2020年10月24日,喀什地区疏附县对“应检尽检”人员进行定期检测中,发现1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该例无症状感染者,女,17岁,喀什地区疏附县站敏乡二村村民,10月24日,在定期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经专家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已转入喀什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目前,没有发热、咳嗽等症状。

  当日,疏附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目前对其密切接触人员已经全部实行隔离医学观察,并开展核酸检测,正在对该例无症状感染者曾经活动场所进行全面排查,有关信息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卫健部门提醒公众,进入秋冬季,要加强个人防护意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离,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如有发热等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报告1例无症状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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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更新|新冠肺炎疫情地图

责任编辑:杨杰 SN239

  原标题:中国如何治服“入侵者”?

  来源:瞭望智库

  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再次强调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为相关配套监管措施提供法律准绳。

  我国是全球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极易受到外来物种的侵害。

  今年6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目前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来自美洲的“不速之客”最多,占到总数的一半,且入侵性强、危害极高。

  它们有的通过自然传播进入,有的作为饲料或观赏植物引入,甚至能附在进口货物或行李上被动入境。在中国落地生根后,这些入侵物种打破原有生态平衡,影响人体健康,甚至还威胁到了国家粮食安全……

  它们的危害为何如此之大?

  那么,中国人如何征服这些“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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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豚草:藏在田间地头的“杀手”

  豚草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恶性杂草,原产于北美地区,20世纪30至40年代沿着铁路、经由苏联传入我国东北。如今,全国已形成沈阳、北京、天津、上海、武汉5个豚草繁殖传播“中心”,并向19个省市蔓延。

危害巨大的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如何治服? 原产于北美地区的豚草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恶性杂草。图|图虫创意

  豚草的生命力极强。一株豚草可产籽10万粒,种子落地30年仍能存活,仅靠被铲除后的残条亦可重发新枝。

  而且,豚草侵入裸地后能分泌具有化感作用的化合物,抑制本土植物生长,破坏原有生态系统,堪称“植物杀手”。

  在农耕区,豚草混杂在玉米、大豆等作物之间,消耗土地中的水分和营养,导致大面积草荒,农业减产。据统计,当1平方米玉米地里长有30-50株豚草苗时,玉米就会减产3至4成;超过50株时,几乎颗粒无收。

  此外,它还危害人体健康。每年8月中旬,进入开花期,每株豚草可生产上亿花粉颗粒,随空气飘遍方圆600公里。这些花粉是过敏性疾病枯草热的主要病原,人感染后会出现咳嗽、流涕、眼鼻奇痒等症状,诱发过敏性哮喘、鼻炎、皮炎和荨麻疹,严重时并发肺气肿、肺心病而致死亡。

  因危害大、防治难、根除慢,早在2003年,豚草就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20世纪末,我国主要采用人工拔除和化学方法防治豚草,费时费力且效果有限,滥用除草剂还会污染环境。于是,防治专家们转而探索生物方法,寻找更具竞争力的植物对豚草围追堵截。

  研究发现,北美有一种专食豚草的昆虫,叫做豚草条纹叶甲,我国引进并驯化后可有效遏制豚草生长。在此基础上,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自主研发生防产品——豚草卷蛾,在湖南试点成功并获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2项。现在,利用豚草卷蛾控制豚草的生物防治技术已在我国南方各省大面积推广。

  除了昆虫,豚草还有一些真菌天敌。2017年,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引进苍耳柄锈菌,用以防控豚草。这种真菌的专一性强,不会侵染豚草以外的植物,自然状态下可减少豚草生物量50%以上,有效降低种群密度。

  经过多方努力,北京全市豚草发生面积已经从高峰时期的4万亩降到1.9万亩,豚草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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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眼蓝:既不丑,也不温柔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外来物种都是以“入侵者”的身份到来的,原产于巴西的凤眼蓝就是其中之一。

  它还有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叫“水葫芦”。

危害巨大的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如何治服?

  原产于巴西的凤眼蓝在中国还有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水葫芦”。图|图虫创意

  凤眼蓝是浮水草本植物,发达的须根深藏水下,簇拥的叶子和喇叭状的花露出水面,因花瓣中心的鲜黄色斑点形如凤眼而得名。

  上世纪初,凤眼蓝作为观赏植物传入我国,1960年代前后又作为畜禽饲料被推广。后因饲料工业发展,凤眼蓝逐渐被废弃,现已广泛分布于我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的19个省市。

  凤眼蓝的繁殖速度极快,可在8个月内由1棵分蘖成6万棵。

  连片生长的凤眼蓝最终覆盖水面,水体不透光溶氧量降低,导致鱼虾及其他水生动植物缺氧死亡,还为蚊蝇、血吸虫提供滋生地。云南昆明滇池的凤眼蓝覆盖面积曾达1000公顷以上,池内原有生物几乎绝迹。

  而且,它还堵塞河道、影响航运和排灌,阻碍水体自由流动,水中重金属元素长期存留,严重影响水质。

  过去,我国的凤眼蓝防治工作以人工打捞为主。2002年,上海全力整治凤眼蓝,仅用于打捞的资金就达8000万元,可惜收效甚微。

  2005年,黄浦江水域凤眼蓝打捞工作开始向机械化转变,如今已实现全机械化打捞作业。2019年,上海启动水生植物污染整治工作,每周动态监控、及时预警黄浦江、苏州河干流及其沿线支流水生植物生长态势,并投入工业无人机、多功能子母保洁船等各路“新式武器”保驾护航。截至当年9月17日,黄浦江、苏州河干流水域共打捞凤眼蓝6062.39吨,较上一年增加近6倍。

  除人工打捞,近年来,我国凤眼蓝综合治理方法不断创新,科技助力凤眼蓝“变废为宝”。

  凤眼蓝的叶、茎切碎后可用作畜禽饲料,榨取鲜汁后从中提取营养素,亦可加工提炼保健品、药品及营养添加剂。在上海青浦县,人们利用凤眼蓝加工成的草粉饲料饲养獭兔,并以兔粪和凤眼蓝的压滤液作为沼气发生源。

  而且,凤眼蓝具备较强的去氮、磷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治水污染。2017年,北京房山张坊镇片上村开始利用凤眼蓝处理养殖污水,每年因此节约污水处理成本10万-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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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氏原螯虾:前人齐挖洞,后人被红烧

  偶尔,也会出现入侵“失败”的物种。

  至少,1929年第一批来到中国的克氏原螯虾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子孙后代会被人圈养、驯化,再端上餐桌。

危害巨大的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如何治服? 2020年8月1日,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的商家摆出超大盘小龙虾招徕顾客。图|视觉中国

  克氏原螯虾即野生小龙虾,老家在墨西哥北部到美国佛罗里达区域,后经日本传入中国,最初被当作牛蛙的饲料。

  克氏原螯虾的环境适应能力极强,它既可在污浊的水体里存活,水体缺氧时亦可上岸用鳃呼吸以维持生命。加之繁殖能力强、生长速度快、抗病性强,克氏原螯虾很快遍布全国各地。

  这种虾食性杂,吃昆虫、幼蚌,也吃水藻,多只小龙虾聚在一起能吃掉近一尺长的鱼,既影响鱼苗培育,又破坏天然植被。凡是有小龙虾的水域,生物多样性都会显著降低。而且,克氏原螯虾极易携带鳌虾瘟疫真菌,严重威胁其他水生生物生存。

  此外,它们还喜欢在堤坝上筑穴。1998年,长江暴发特大洪水灾害,防汛人员在堤坝处发现大量克氏原螯虾筑穴,仅湖北汉江大堤黄金口段就有37个。大批克氏原螯虾疯狂挖洞筑穴,导致多处堤坝高度降低、堤面变窄,甚至塌方断裂。

  防治克氏原螯虾也不是易事。常规的人工捕捞容易扩大它的种群生存空间,反而加速繁殖;含有机磷酸酯的杀虫剂虽能有效控制,但也会导致其他物种数量下降,影响生态环境。因此只能通过截断、围挡等手段控制其生存范围,或使用陷阱、长袋网集中诱捕。

  此外,中国还走出了一条防治克氏原螯虾的新路——发展人工养殖,开辟小龙虾产业。克氏原螯虾体内蛋白质含量很高,虾肉富含镁、锌、碘、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紧实又易消化,广受食客欢迎。

  2001年,湖北潜江已有农户成功驯化野生小龙虾,并发展出“虾稻连作”的养殖模式,人工饲养小龙虾以供食用。2003年,我国小龙虾产量超5万吨,2005年又增加到8万吨,产值3.03亿美元。如今,小龙虾已成为中国人饭桌上的常客。

  当然,防治克氏原螯虾仍需要多种科学方法相互配合,仅靠吃并不能彻底解决小龙虾入侵危机。而且,我们所食用的小龙虾多为人工养殖,野生小龙虾因生活环境复杂,尚存安全隐患,不可轻易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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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寿螺:“吃货”们,请三思

  如果你认为只要派一众老饕出征就可以化解物种入侵危机,那就大错特错了,与田螺长得很像的福寿螺,就曾让不少“吃货”狠狠地摔了跟头。

  福寿螺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因富含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而被视为高蛋白食品。

危害巨大的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如何治服?

  福寿螺不仅吃草,还会啃食水稻等农作物的秧苗叶片和茎秆,已成为我国南方水稻种植区的一大灾患。图为福寿螺的卵。图|图虫创意

  1981年,福寿螺作为特种经济作物被引入中国广东,后又被引入福建、四川、云南、浙江等地养殖。但是由于口感不好、腥气重,福寿螺当时并不受欢迎,被大量遗弃野外。

  福寿螺的生长速度快、繁殖能力强,自我国南方迅速向北蔓延,目前已在长江以北繁衍传播。福寿螺过度繁殖不仅会破坏水域生态坏境,还会威胁本地物种的生存,打破原有生态平衡。

  而且,福寿螺不仅吃草,还会啃食水稻等农作物的秧苗叶片和茎秆,已成为我国南方水稻种植区的一大灾患。2006年,云南省福寿螺分布面积达21.4万公顷,14.7万公顷水田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4970万元。

  更可怕的是,吃福寿螺甚至会吃出人命!

  福寿螺肉加热过长会变硬,为提升口感,不少商家会刻意缩短加热时间。福寿螺是广州管圆线虫的中间宿主,一只中含有3000-6000条寄生虫。生吃或食用加热不彻底的福寿螺,极易引起食源性广州管圆线虫病,寄生虫幼虫入侵人脑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引起头痛、发热、颈部僵硬,甚至可致痴呆、死亡。

  早在1997年,浙江温州就发生过生吃福寿螺片引起的集体发病事件。但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的,是2006年的蜀国演义福寿螺中毒事件。蜀国演义酒楼在加工福寿螺时未彻底加热,导致北京暴发广州管圆线虫病,短时间内就确诊160例。

  防治福寿螺也需要多管齐下。

  挖除水草、破坏福寿螺的产卵场所,再手工捡拾、消灭成螺是我国常见的物理防治方法。

  采用传统灭螺药物五氯酚钠虽能较快杀灭福寿螺,但会污染水体。近年来,科研人员探索出把茶麸浸出液作为灭螺药剂的方法,利用其中富含的茶皂素有效灭螺,而且价格低廉、易于获得。

  此外,福寿螺与另一种入侵生物——五爪金龙之间可以“一物降一物”。五爪金龙是我国华南、东南地区常见的野生蔓藤植物,用它制作的乙醇提取饱和水溶液能在48小时内100%灭螺,而且不会对水稻生长和稻田环境造成影响。

  今年9月,绍兴柯桥就开展了一场“灭螺大战”,现已打捞清理、集中填埋福寿螺及卵块10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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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贪夜蛾:又是个抢粮食的“幺蛾子”

  2019年1月,草地贪夜蛾入侵云南,我国玉米粮食产区经历了一次浩劫。

  [注:此次入侵我国的草地贪夜蛾为“玉米型”,即一种主要取食玉米的亚型。]

  草地贪夜蛾又称秋粘虫,原产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外观和其他夜蛾别无两样,却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迁飞性害虫。

危害巨大的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如何治服? 2020年7月11日,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农业技术人员在宋町镇玉米地里安装草地贪夜蛾“诱捕器”。图|视觉中国

  草地贪夜蛾的食性杂、繁殖能力强、迁飞扩散快,以玉米、水稻、大麦等为寄主。幼虫取食幼茎、叶片、雄穗、果穗,可致玉米减产10%至25%,严重的甚至毁种绝收。

  2016年,草地贪夜蛾传至非洲后迅速蔓延至撒哈拉以南的44个国家,造成玉米减产830万-2060万吨,经济损失24.8亿-61.9亿美元。

  2018年草地贪夜蛾蔓延至南亚,2019年初入侵我国并席卷25省区市、1500余万亩玉米粮食产区。在广东部分地区,玉米田块危害株率超过60%。

  面对严重虫灾,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协调、全力以赴做好防治工作,打响了一场“蛾口夺粮”的大战。

  *普及防治技术,制定应急防治措施

  中国农科院吴孔明院士团队筛选出一批对草地贪夜蛾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用于应急防治,并积极探索灯诱、性诱、食诱等监测工具,提高监测水平和效率。

  农业农村部发布《2019年草地贪夜蛾防控技术方案(试行)》,其中明确了推荐使用的抑制剂和生物农药,科学制定施药时间、部位等细节方案,有效指导防治工作。

  *强化统防统治与联防联控

  随着灾情的扩散,全国大部分省市先后出台具体防控方案,冬季压低向北扩散的虫源基数,夏季密切关注黄淮和北方玉米主产区,统防统治虫源集中降落区和重发区。根据季节变化重点防治,分区治理。

  此外,国内多个单位合作,组装完成了草地贪夜蛾首个染色体级别的基因组,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其杂食性和耐药性,推动科学防治。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当地农业农村厅迅速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防控工作,先后40多次派出技术人员到全区各地开展调研,指导监测防控工作。

  截至2019年7月,全区草地贪夜蛾防治面积达170万亩,占发生面积(161万亩)的106.25%,发生区危害损失率被控制在2%以内,“蛾口夺粮”首战告捷。

  今年9月15日,农业农村部将草地贪夜蛾列入《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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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安全的“国门”,必须守住!

  《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已知外来入侵物种数量较10年前增加了3成以上。近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13次全国性入侵物种灭除行动,各地组织开展各类铲除活动2000多次,灭除3000多万亩入侵物种。

  过去,我们对引进外来物种存在一定盲目性。现在,我国已制定并实施了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等行政法规,并有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用以管理和监督外来入侵物种。

  根据法律要求,引进物种前,农业和林业主管部门有责任组织开展有害生物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是否出具检疫审批单。物种引进后,监管单位还应适时检查,进行风险监管。

  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再次强调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为相关配套监管措施提供法律准绳。

  海关口岸动植物检疫是有效阻断入侵物种的第一道防线,在入关检疫环节上,更应强化口岸检疫查验和执法,筑牢堤坝,守好国门。

  新世纪以来,我国在进口国外产品上截获的有害生物种类、批次和检出率都在不断增加,拦截效果大大提升。今年3月,天津海关就在由美国进境的78.93吨燕麦种子中检测出豚草并成功拦截。

  预防外来物种入侵是项系统性工程,加强入侵物种科普宣传教育、推广普及防治方法、提升民众危机意识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自2003年起,生态坏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定期公布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名单。

  作为个人,我们也应主动提升防范意识、科学对待入侵物种。入关时仔细检查行李、衣物,遇到外来物种不饲养不放生、即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捍卫祖国安全。

  文 | 丁贵梓 瞭望智库观察员

责任编辑:范斯腾 SN237

  原标题:英媒:意大利也对华为下手了

  (观察者网讯)瑞典之后,意大利也对华为下手了。

  据路透社24日消息,知情人士称,意大利政府在周四晚间的内阁会议上动用其特别审查权,阻止瑞士电信(Swisscom)的意大利子公司Fastweb与华为签署协议,不允许华为给Fastweb的5G网络提供核心设备。

  这标志着意大利首次否决了与华为签署5G核心网络供应协议,是意大利方面对华为采取强硬立场的明确信号。

  一位高级官员向路透社表示,“政府否决了这项协议,要求Fastweb多元化其供应商。”

  消息人士称,Fastweb已经选择了华为作为其5G核心网络的唯一供应商,但华为和Fastweb方面对此都拒绝置评。一位来自总理办公室的消息人士表示,意大利还希望评估华为是否能在5G核心网络中发挥作用。

英媒:意大利也对华为下手了路透社报道截图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九月份到访意大利期间声称,中国移动通信技术对意大利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对于这些无理指控,华为强烈否认。其意大利子公司表示,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审查,以证明其技术是安全的。

  尽管美国的一些盟友此前都已宣布,将在未来本国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中排除华为设备,但意大利方面一直没有过类似的表态。

  然而,政府和工业界的消息人士说,意大利实际上在5G协议上采取了一种更明显的亲美政策,意大利政府最近对中国5G供应商的规定越来越严格,这迫使企业在与华为打交道时更加谨慎。

  两名业内人士称,政府对在其5G网络上使用华为设备的公司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远程干预以修复技术故障,并设置极高的安全门槛。今年7月,意大利最大的电话集团意大利电信将华为排除在了为其核心网络提供5G设备之外。

  业内人士称,在意大利运营的电信公司与华为签署5G协议时引入了退出条款,如果为了获得政府批准而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公司可以退出。

  意大利之前是瑞典。

  10月20日,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PTS)宣布将禁止参与下月5G频谱拍卖的企业使用华为或中兴公司的5G设备,正在使用的华为或中兴设备则必须在2025年初之前完成更换。瑞典排除华为和中兴的原因不是基于技术性理由,而是声称这样会有所谓外来干涉的风险。

  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方对瑞方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华为和中兴等中方企业多年来严格遵守当地法律,积极促进中瑞信息与通讯技术合作,为瑞典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市场也对包括瑞典在内的欧洲企业保持开放。瑞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无端抹黑中国公司,公然打压中国电信企业,将正常经济合作政治化。这一做法有悖于瑞典奉行的自由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市场经济原则,也违反了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瑞方应秉持客观公正态度,纠正错误决定,避免给中瑞经贸合作和瑞方企业在华经营带来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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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

责任编辑:范斯腾 SN237

  原标题:外媒:巴西卫生监督局批准进口600万剂中国新冠疫苗

外媒:巴西卫生监督局批准进口600万剂中国新冠疫苗路透社报道截图

  海外网10月24日电 英国路透社消息称,巴西卫生监督局(ANVISA)23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授权圣保罗布坦坦(Butantan)研究所生物医学中心进口600万剂中国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Sinovac)研制的新冠疫苗。

  巴西卫生监督局表示,这种名为“CoronaVac”的疫苗在巴西仍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尚未在巴西注册并广泛使用。

  巴西官方此前表示,计划使用中国新冠疫苗作为巴西国家免疫计划的一部分。圣保罗州长多里亚曾透露,巴西联邦政府已同意购买4600万剂的“CoronaVac”疫苗。然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10月21日突然宣布不会购买中国的新冠疫苗,这让很多地方政府措手不及。10月23日,巴西联邦议员费加里表示,巴西共产党及其他党派计划向法院对博索纳罗禁购4600万剂中国疫苗一事提起上诉。

  巴西目前是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第三多国家。据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10月23日晚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022例,累计确诊5353656例;新增死亡病例571例,累计死亡病例156471例。(海外网 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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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全球多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责任编辑:范斯腾 SN237

  原标题:外媒:巴西卫生监督局批准进口600万剂中国新冠疫苗

外媒:巴西卫生监督局批准进口600万剂中国新冠疫苗路透社报道截图

  海外网10月24日电 英国路透社消息称,巴西卫生监督局(ANVISA)23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授权圣保罗布坦坦(Butantan)研究所生物医学中心进口600万剂中国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Sinovac)研制的新冠疫苗。

  巴西卫生监督局表示,这种名为“CoronaVac”的疫苗在巴西仍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尚未在巴西注册并广泛使用。

  巴西官方此前表示,计划使用中国新冠疫苗作为巴西国家免疫计划的一部分。圣保罗州长多里亚曾透露,巴西联邦政府已同意购买4600万剂的“CoronaVac”疫苗。然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10月21日突然宣布不会购买中国的新冠疫苗,这让很多地方政府措手不及。10月23日,巴西联邦议员费加里表示,巴西共产党及其他党派计划向法院对博索纳罗禁购4600万剂中国疫苗一事提起上诉。

  巴西目前是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第三多国家。据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10月23日晚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022例,累计确诊5353656例;新增死亡病例571例,累计死亡病例156471例。(海外网 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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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全球多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责任编辑:范斯腾 SN237

  原标题:外交部:中方将考虑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李司坤]在23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就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提问称,英方现在表态称,从2021年1月30日开启通道,可以申请英国居留,中方会采取哪些措施来阻止相关人士离开香港,或者是否会采取反制措施?

  对此,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严正立场,英方违背承诺,一意孤行,反复炒作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问题,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这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赵立坚在会上郑重宣布:“由于英方违反承诺在先,中方将考虑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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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聚焦香港局势

责任编辑:杨杰 SN239

  原标题:惩戒少年杀人犯,14岁不再是挡箭牌!刑责年龄下调引关注

  “中国当前的少年司法并不独立

  依附于成年司法,这是不合适、不公正的”

14岁不再是少年杀人犯挡箭牌!刑责年龄下调引关注 2018年3月27日上午,在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内,家属隔帘观看一场未成年犯的“内视观想”体验分享会。图/IC

  刑责年龄下调:

  惩戒少年杀人犯的下限在哪?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个别下调,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

  这次调整,可谓是长久争议后的“靴子落地”。15岁陕西神木少女被6名未成年人逼迫卖淫、殴打至死、肢解掩埋,12岁湖南男孩不满管教杀害亲生母亲……近几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被频频报道,且刷新公众的认知底线。

  最近一起引发热议的案件,发生在一年前。大连13岁男孩杀害同小区的10岁女孩,按照《刑法》规定,由于加害人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最终,这名男孩被公安机关收容教养。该案被通报后,立刻引爆舆论,全网都参与探讨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是否应该惩治的问题。舆论的普遍倾向是,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让其受到应有的惩罚。

  一年后,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回应了这一朴素价值观。不过,学界专家纷纷指出,在惩罚之外,对这类未成年人如何进行矫治教育,亟待细则落地。

  长久以来的观点交锋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起草过程中,有关刑事责任年龄是否要降低,是一个焦点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冯军说,在多次调研中发现,社会各界、实务部门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问题反映比较强烈,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较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提交了与之相关的党派提案:“我国现有法律对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以下简称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缺乏完善且有力的惩戒制度设计,导致正义无法得到彰显,不仅给受害当事人带来极大的伤害,更引发了社会广泛质疑。”

  一个个有关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报道,使得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探讨“出圈”。而对法学界来说,这一争议已持续多年。华东政法大学博士何鑫、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曹俊华在一篇合著论文中指出,针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建议,我国学界大多持反对或者保持理性对待的态度,认为不宜或者至少应在充分调研考证的基础上降低年龄。

  学者们的谨慎态度基于几重考虑。一方面,有关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暴力化趋势严峻的说法缺乏实证基础。今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白皮书指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形势趋稳向好,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步减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他们做的调查来看,没有数据支撑少年犯罪比成年犯罪的增长速度更快,没有呈现犯罪低龄化的问题,“不能以少数严重性案件做全局判断”。

  另一方面,有学者律师指出,一味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会使得未成年人过早地进入刑事司法系统惩治的范围,可能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育。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未成年人认识能力较低,且身心承受能力较弱,适用刑罚很容易导致“交叉感染”,催生监狱化犯罪人格。不仅不利于预防犯罪,还容易导致他们重新犯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曾提到,最近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极端案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个简单的应对办法。修改法律时要考虑降到几岁?降了之后,很有可能在那个年龄之下出现类似案例,因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个意见,很多刑法专家、法学专家都持保留态度。”

  皮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哪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不一定可以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他认为,少年是感性人,不如成年人理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其威慑效果可能不会很大。

  与此相反,也有一些学者专家坚持认为,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他们指出,当前社会生活、教育水平都较从前有所提高,青少年所接收的信息远超从前,认知能力提前、心理也相较过去早熟。

  法律也对此做出过相关调整。2017年,《民法总则》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从10周岁下调到8周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将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从16周岁降低至14周岁。

  此前的一审稿阶段,媒体报道,草案“拟在特定情况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从“特定”“特别”“个别”接连三处限定中,可以看到立法机关慎之又慎。

  并非简单的折中方案

  在截然对立的观点之间,还有一些学者走中间路线,认为可以引入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即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未成年人能够区分是非,但抱有主观恶意,坚持违法,即使年龄不到14岁,仍然可追究其刑事责任。比如大连13岁男孩故意杀人案,根据媒体后来披露的信息,其对自己未满14周岁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有着清醒的认知。

  民进中央在今年两会提交的党派提案中指出,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刚性规定导致了部分低龄未成年人对犯罪有恃无恐。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有人故意操控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或行为人故意利用“年龄优势”实施犯罪逃避惩罚的情况。因此,民进中央建议,可以引入“恶意补足年龄”的做法,在刑法中设定“天窗”。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此前并不赞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2015年,他去湖南调查三个未满14岁的孩子杀害老师的案子,施害者被送进了工读学校。但他发现,该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都有问题。他极受震动,后来主张刑事责任年龄可以个别调整,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涉嫌较严重的犯罪时,应追究刑事责任。“这类案件发生得不多,但案件确实在发生,法律也确实有漏洞,应该修改。现在,修正案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调整)。”

  虽然有专家提出,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中的这一调整是折中方案,不过郭开元指出,不能简单视为英美法系中“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罪名不做限制,而刑法修正案的此次调整则有罪名的前置条件——“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

  我国刑法规定,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等8种犯罪行为时,应承担刑事责任。

  郭开元认为,面对更低龄的12到14周岁的未成年人,将罪名限制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且致人死亡、情节恶劣,是比较合理的。他指出,这些年媒体报道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基本集中在这两个罪名。另外,“对12到14周岁这个年龄段,罪名确实不适宜扩大。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不过,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时,也有与会人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建议,不能将“致人死亡”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有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虽然没有致人死亡,但是导致受害人毁容毁貌,甚至成为植物人,这种情况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是不公平的。

  专门矫治教育

  如何取代收容教养?

  用专门矫治教育取代收容教养,是刑法修改的另一个相关重要变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指出,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拟“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

  二审稿中指出,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用专门矫治教育来替代刑罚吗?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苑宁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最高检核准的机制之下,未来会有12-14周岁未成年人罪犯,在特定情况下承担刑事责任,但也会有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罪犯经核准,不承担刑事责任,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在他看来,刑法和专门矫治教育,是二选一的关系。有利于其回归社会、保护社会的,应优先适用专门矫治教育措施,而不是刑罚,刑罚应该作为最后的选择。

  如何定义专门矫治教育、谁来管理、方案将如何设计、效果如何评估,都亟待具体实施细则的落地。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收容教养制度是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最为严格的处罚,时间从1-3年不等。但这一制度实施以来,就存在系统性不足、相关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等问题,其效果也缺乏科学评判。

  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冯军指出,在调研中,他们发现有三类关于收容教养的突出问题:一是实施主体不明确,到底是公安机关、学校,还是法院?二是实施的程序缺乏顶层设计和制度规范,如果要把涉嫌犯罪或者是有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送到收容教养机构去,谁来决定、通过哪些程序决定,目前没有明确的制度设定。三是实施的设施条件不具备,实施的经费保障等各方面也不完善,这些造成了收容教养实施效果不理想。

  2013年,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收容教养进一步面临场所缺乏的问题。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副庭长陈海仪指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一般会把涉罪的未成年人,交回家庭进行管教,但“责令管教”缺乏相关部门进行后续监管,更没有评估家庭是否具备管教能力。

  皮艺军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相较由公安机关做决定的收容教养制度,专门矫治教育进一步司法化。他认为,对于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所犯恶性案件,应成立专家组,进行个案处理。专家组成员应包括公检法人员,以及教育界专家、精神病学家、学校班主任、社工等,对每一位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进行详尽调查与评估,形成个体化调查报告。法院的判决应以此为依据,做出真正有效果的专门矫正教育的个性化方案。

  皮艺军认为,多数法官、检察官都没有受过少年司法训练,处理案件时仍以成人理念来看待,这是需要改进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前的少年司法并不独立,依附于成年司法,这是不合适、不公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保护、预防为主,并不是少年法的实体法、程序法,皮艺军说,这是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在有关专门矫治教育的探讨中,大家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是,未来,12到14周岁的未成年罪犯,将在哪里服刑,或者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当前,我国14到18周岁的未成年罪犯都在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未管所)执行刑罚、接受教育改造。而皮艺军、郭开元都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接受刑罚的12到14周岁的未成年罪犯,不应进入未管所。

  这也恰恰是部分学者在探讨刑事责任年龄是否要降低时,坚持不应该降低的普遍担心,即年龄小的未成年罪犯有可能被“交叉感染”,催生监狱化犯罪人格。郭开元指出,12到14周岁的未成年罪犯,年龄小、可塑性强,对其进行的教育改造会与14到18周岁的未成年罪犯有所区别。这两类未成年罪犯应该区隔开。

  有关专门矫治教育,刑法以及正在修改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需进行进一步的定义、细化。方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低龄未成年人所犯的恶性案件不惩罚,不足以彰显法律的公平。但对这类未成年人,还是应强调挽救、矫正,避免其未来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也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

  本刊记者/徐天

责任编辑:范斯腾 SN237

  原标题:惩戒少年杀人犯,14岁不再是挡箭牌!刑责年龄下调引关注

  “中国当前的少年司法并不独立

  依附于成年司法,这是不合适、不公正的”

14岁不再是少年杀人犯挡箭牌!刑责年龄下调引关注 2018年3月27日上午,在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内,家属隔帘观看一场未成年犯的“内视观想”体验分享会。图/IC

  刑责年龄下调:

  惩戒少年杀人犯的下限在哪?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个别下调,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内容。

  这次调整,可谓是长久争议后的“靴子落地”。15岁陕西神木少女被6名未成年人逼迫卖淫、殴打至死、肢解掩埋,12岁湖南男孩不满管教杀害亲生母亲……近几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被频频报道,且刷新公众的认知底线。

  最近一起引发热议的案件,发生在一年前。大连13岁男孩杀害同小区的10岁女孩,按照《刑法》规定,由于加害人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最终,这名男孩被公安机关收容教养。该案被通报后,立刻引爆舆论,全网都参与探讨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是否应该惩治的问题。舆论的普遍倾向是,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让其受到应有的惩罚。

  一年后,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回应了这一朴素价值观。不过,学界专家纷纷指出,在惩罚之外,对这类未成年人如何进行矫治教育,亟待细则落地。

  长久以来的观点交锋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起草过程中,有关刑事责任年龄是否要降低,是一个焦点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冯军说,在多次调研中发现,社会各界、实务部门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问题反映比较强烈,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较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提交了与之相关的党派提案:“我国现有法律对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以下简称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缺乏完善且有力的惩戒制度设计,导致正义无法得到彰显,不仅给受害当事人带来极大的伤害,更引发了社会广泛质疑。”

  一个个有关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报道,使得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探讨“出圈”。而对法学界来说,这一争议已持续多年。华东政法大学博士何鑫、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曹俊华在一篇合著论文中指出,针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建议,我国学界大多持反对或者保持理性对待的态度,认为不宜或者至少应在充分调研考证的基础上降低年龄。

  学者们的谨慎态度基于几重考虑。一方面,有关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暴力化趋势严峻的说法缺乏实证基础。今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白皮书指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形势趋稳向好,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步减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他们做的调查来看,没有数据支撑少年犯罪比成年犯罪的增长速度更快,没有呈现犯罪低龄化的问题,“不能以少数严重性案件做全局判断”。

  另一方面,有学者律师指出,一味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会使得未成年人过早地进入刑事司法系统惩治的范围,可能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育。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未成年人认识能力较低,且身心承受能力较弱,适用刑罚很容易导致“交叉感染”,催生监狱化犯罪人格。不仅不利于预防犯罪,还容易导致他们重新犯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曾提到,最近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极端案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个简单的应对办法。修改法律时要考虑降到几岁?降了之后,很有可能在那个年龄之下出现类似案例,因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个意见,很多刑法专家、法学专家都持保留态度。”

  皮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哪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也不一定可以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他认为,少年是感性人,不如成年人理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其威慑效果可能不会很大。

  与此相反,也有一些学者专家坚持认为,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他们指出,当前社会生活、教育水平都较从前有所提高,青少年所接收的信息远超从前,认知能力提前、心理也相较过去早熟。

  法律也对此做出过相关调整。2017年,《民法总则》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从10周岁下调到8周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将行政拘留的执行年龄从16周岁降低至14周岁。

  此前的一审稿阶段,媒体报道,草案“拟在特定情况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从“特定”“特别”“个别”接连三处限定中,可以看到立法机关慎之又慎。

  并非简单的折中方案

  在截然对立的观点之间,还有一些学者走中间路线,认为可以引入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即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未成年人能够区分是非,但抱有主观恶意,坚持违法,即使年龄不到14岁,仍然可追究其刑事责任。比如大连13岁男孩故意杀人案,根据媒体后来披露的信息,其对自己未满14周岁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有着清醒的认知。

  民进中央在今年两会提交的党派提案中指出,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刚性规定导致了部分低龄未成年人对犯罪有恃无恐。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有人故意操控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或行为人故意利用“年龄优势”实施犯罪逃避惩罚的情况。因此,民进中央建议,可以引入“恶意补足年龄”的做法,在刑法中设定“天窗”。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此前并不赞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2015年,他去湖南调查三个未满14岁的孩子杀害老师的案子,施害者被送进了工读学校。但他发现,该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都有问题。他极受震动,后来主张刑事责任年龄可以个别调整,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涉嫌较严重的犯罪时,应追究刑事责任。“这类案件发生得不多,但案件确实在发生,法律也确实有漏洞,应该修改。现在,修正案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调整)。”

  虽然有专家提出,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中的这一调整是折中方案,不过郭开元指出,不能简单视为英美法系中“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本土化。“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罪名不做限制,而刑法修正案的此次调整则有罪名的前置条件——“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

  我国刑法规定,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等8种犯罪行为时,应承担刑事责任。

  郭开元认为,面对更低龄的12到14周岁的未成年人,将罪名限制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且致人死亡、情节恶劣,是比较合理的。他指出,这些年媒体报道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基本集中在这两个罪名。另外,“对12到14周岁这个年龄段,罪名确实不适宜扩大。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不过,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时,也有与会人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建议,不能将“致人死亡”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有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虽然没有致人死亡,但是导致受害人毁容毁貌,甚至成为植物人,这种情况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是不公平的。

  专门矫治教育

  如何取代收容教养?

  用专门矫治教育取代收容教养,是刑法修改的另一个相关重要变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指出,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拟“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

  二审稿中指出,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用专门矫治教育来替代刑罚吗?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苑宁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最高检核准的机制之下,未来会有12-14周岁未成年人罪犯,在特定情况下承担刑事责任,但也会有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罪犯经核准,不承担刑事责任,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在他看来,刑法和专门矫治教育,是二选一的关系。有利于其回归社会、保护社会的,应优先适用专门矫治教育措施,而不是刑罚,刑罚应该作为最后的选择。

  如何定义专门矫治教育、谁来管理、方案将如何设计、效果如何评估,都亟待具体实施细则的落地。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收容教养制度是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最为严格的处罚,时间从1-3年不等。但这一制度实施以来,就存在系统性不足、相关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等问题,其效果也缺乏科学评判。

  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冯军指出,在调研中,他们发现有三类关于收容教养的突出问题:一是实施主体不明确,到底是公安机关、学校,还是法院?二是实施的程序缺乏顶层设计和制度规范,如果要把涉嫌犯罪或者是有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送到收容教养机构去,谁来决定、通过哪些程序决定,目前没有明确的制度设定。三是实施的设施条件不具备,实施的经费保障等各方面也不完善,这些造成了收容教养实施效果不理想。

  2013年,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收容教养进一步面临场所缺乏的问题。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副庭长陈海仪指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一般会把涉罪的未成年人,交回家庭进行管教,但“责令管教”缺乏相关部门进行后续监管,更没有评估家庭是否具备管教能力。

  皮艺军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相较由公安机关做决定的收容教养制度,专门矫治教育进一步司法化。他认为,对于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所犯恶性案件,应成立专家组,进行个案处理。专家组成员应包括公检法人员,以及教育界专家、精神病学家、学校班主任、社工等,对每一位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进行详尽调查与评估,形成个体化调查报告。法院的判决应以此为依据,做出真正有效果的专门矫正教育的个性化方案。

  皮艺军认为,多数法官、检察官都没有受过少年司法训练,处理案件时仍以成人理念来看待,这是需要改进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前的少年司法并不独立,依附于成年司法,这是不合适、不公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保护、预防为主,并不是少年法的实体法、程序法,皮艺军说,这是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在有关专门矫治教育的探讨中,大家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是,未来,12到14周岁的未成年罪犯,将在哪里服刑,或者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当前,我国14到18周岁的未成年罪犯都在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未管所)执行刑罚、接受教育改造。而皮艺军、郭开元都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接受刑罚的12到14周岁的未成年罪犯,不应进入未管所。

  这也恰恰是部分学者在探讨刑事责任年龄是否要降低时,坚持不应该降低的普遍担心,即年龄小的未成年罪犯有可能被“交叉感染”,催生监狱化犯罪人格。郭开元指出,12到14周岁的未成年罪犯,年龄小、可塑性强,对其进行的教育改造会与14到18周岁的未成年罪犯有所区别。这两类未成年罪犯应该区隔开。

  有关专门矫治教育,刑法以及正在修改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需进行进一步的定义、细化。方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低龄未成年人所犯的恶性案件不惩罚,不足以彰显法律的公平。但对这类未成年人,还是应强调挽救、矫正,避免其未来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也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

  本刊记者/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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