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年内三度降准共释放资金1.75万亿 如何影响股市楼市

定向降准来得并不意外,但超额准备金率时隔12年首次下调却是“活久见”。专家分析称,央行此举是为让金融机构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要往央行存。

经过近一周监管多次“剧透”,央行4月3日宣布的年内第三度降准如期而至,但超额准备金率时隔12年首次下调却是“活久见”。

央行宣布,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共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同时决定自4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该利率自2008年从0.99%下调至0.72%后,一直未做调整。

多位专家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下调超额准备金率和定向降准的“步调”是一致的,都为了让金融机构把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即实体经济,尤其是受疫情影响的诸多行业和企业。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还提到,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现,我国宏观政策调节力度也在明显加大。

年内三度降准共释放资金1.75万亿 如何影响股市楼市

年内三次降准 

累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

央行宣布,此次定向降准可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平均每家中小银行可获得长期资金约1亿元,有效增加中小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稳定资金来源,还可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60亿元。

对于降准分两次实施,央行表示,是为防止一次性释放过多导致流动性淤积,确保降准中小银行将获得的全部资金以较低利率投向中小微企业。

“此次降准后,超过4000家的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等)的存款准备金率已降至6%,从我国历史上及发展中国家情况看,6%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比较低的水平。”央行称。

最近一周,监管已多次“剧透”这次定向降准。3月31日召开的国常会明确,进一步实施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4月3日上午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央行副行长刘国强也提到这一计划。

这是年内第三轮降准。第一次是在1月6日的全面降准,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第二次是3月16日的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0.5至1个百分点,同时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前两次降准累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35万亿元,年内三次累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

从近两次定向降准实施间隔之近,也可以看出稳增长、稳就业的急迫。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在当前疫情背景下,国际上货币政策普遍放松,我们从货币政策角度有比较大的腾挪空间,同时要根据我们国家经济状况作出决策,最近两次定向降准相隔很近,为保障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为何定向中小银行?

分析:政策倾斜让更多资金支持受疫情冲击的中小微企业 

受疫情影响,我国前两个月失业率升高,中小微企业受冲击尤其明显。

“此次定向降准选择了中小银行,这些银行的客户多是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旨在通过降准释放中小银行的长期资金,从而让他们有更多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也分析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约4000家,占我国银行业机构数量超过95%,对这两类银行实施定向降准,有助于降低中小银行资金成本,推动中小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对稳增长、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刘国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称,货币政策会分阶段把握好力度、重点和节奏,前期是疫情防控阶段,后来是逐步复工复产,现在要进入全产业链的复工复产。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绝不会让市场出现“钱荒”,也不会让钱“变毛”。

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政策工具还包括再贷款再贴现等。3月31日的国常会提出,再增加中小银行再贷款再贴现额度1万亿元,并扩大涉农、外贸和受疫情影响较重产业的信贷投放。此前已设立了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资金和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意外的“超额准备金率下调”

“让金融机构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定向降准来得并不意外,但超额准备金率时隔12年首次下调却是“活久见”。

连平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除了按央行要求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外,如果资金有宽裕,也可以存放在央行,央行支付利息。

“这次央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的幅度不小,意图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商业银行有宽裕资金的话,不要存放央行,而是更多地可以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发挥作用,例如投放信贷、投资债券等。”连平称。

宗良也认为,央行此举是为让金融机构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要往央行存。下调超额准备金率和定向降准是统一协调的,让金融机构的资金以更低成本、更多地流到实体经济中去,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

这一罕见的操作也带有更多信号。连平称,下调超额准备金率也反映出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正逐步显现,宏观政策从各个角度进一步加码是完全有必要的,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在明显加大。“货币当局可以说在用各种手段,努力推动商业银行更好地运用好金融资源来支持实体经济平稳运行,尤其是能够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需求回暖以及恢复性地上升。”连平表示。

对股市楼市“吹暖风”

分析:要防范各地尤其是中介代理机构炒作降准

降准也有助于提振股市楼市信心。

招商基金表示,本次定向降准释放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信号,在今年两会之前整个市场对刺激政策的预期依然不错,同时央行也在不断呵护市场,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

对楼市影响方面,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总监严跃进表示,历次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于楼市都有较为积极的作用。一是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增加,总体上后续放贷的节奏会加快,相关贷款业务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支持。二是相关贷款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后续对于房企和购房者的贷款利率下调有积极的作用,进一步活跃房地产开发和房屋买卖的市场。

但他同时提醒,近期房屋交易市场比预期要好,要防范各地尤其是中介代理机构炒作降准等内容,防范近期各类房屋买卖乱涨价等行为,进一步促进房住不炒政策的落实。

降准降息仍有空间

分析:存款利率跟老百姓关系更直接,调整需综合考虑

政治局会议和央行等公开表态中都强调,会继续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引导银行适当向实体经济让利。

带动LPR下降的政策工具不只有降准。本周一,央行时隔29个交易日重启逆回购,并少见地一次性降息20个基点。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国内一季度的经济下行压力很大,G20会议召开也加强了政策协调,预计4月MLF(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的利率以及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会同步下调。

不过LPR下行令银行利差压缩,市场对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给银行“减负”的猜测声越来越多。对此,刘国强表示,存款利率跟普通老百姓关系更加直接,调整需考虑老百姓的感受,同时考虑物价、经济增长、内外平衡等因素。给银行“减负”的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央行提供低成本资金等。

连平也分析称,目前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不是很合适,因为其影响多个方面,包括老百姓存款收益、人民币汇率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两难。实体经济遇到世界经济衰退这么大的冲击,这次衰退负面影响会比2008、2009年更大,所以政策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调降一定幅度存准率是政策选项之一,但也要考虑有没有负面影响。”

不少专家认为,未来降准降息仍有空间。董希淼认为,前期银行业为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普遍降利让费。在银行盈利增长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还可适时适度下调存款基准利率,进一步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增强银行提升服务的能动性和可持续性。

对于存款基准利率下降幅度,连平认为,目前银行存款增速不高,贷款也会受到制约。存款基准利率下行空间有限,难以持续大幅度下调。

盘和林认为,此次降准并未消除市场对全面降准及降息的预期,在美联储降息背景下,我国全面降准和降息的空间已经被打开,央行只是在等待更合适的时间窗口而已。

新京报记者 程维妙 编辑 陈莉 校对 杨许丽

原标题:我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将加快复工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记者王立彬)立足基础工作和科技运用,我国将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复工复产,不断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3日在此间召开的2020年全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视频会议指出,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在调查广度精度、监测预警专业化水平、风险源头管控、科技支撑能力、防治投入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和挑战。随着汛期来临,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防治有关项目复工复产,专业驻守队伍要立即进驻,进一步落实群测群防责任,健全完善专群结合监测预警体系。

  会议要求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的重要基础工作,全面开展1∶5万地质灾害调查,在人口密集区等重点区域开展1∶1万地质灾害调查。要坚持群测群防与科技手段并重,尽最大努力提升预警能力,加快普适型监测预警仪器设备集成研发和试用,进一步强化预警科学性、及时性、准确性。自然资源与气象、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强化会商监测,建立健全联动协同机制,做到“防”和“救”链条无缝对接。

  原标题:甘肃4月3日通报: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月2日20时至4月3日20时,伊朗包机来甘311人中,共计确诊37例,新增治愈出院2例。截至4月3日20时,伊朗包机来甘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37人全部治愈出院,所有密切接触者已全部解除医学观察。

  4月2日20时至4月3日20时,其他航班回国来甘人员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9例。新增治愈出院2例,累计治愈出院5例,现有2例在临夏州定点医院住院隔离治疗,2例在省级定点医院住院隔离治疗。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73人,已解除医学观察240人,其余13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甘肃累计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累计治愈出院42例。

  4月2日20时至4月3日20时,甘肃本地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确诊的1例湖北输入病例在省级定点医院住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累计追踪到湖北输入病例密切接触者4人,已全部集中隔离。

  4月2日20时至4月3日20时,甘肃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有3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境外输入2例,境内1例)正在进行医学隔离观察。(总台央视记者 柴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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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责任编辑:张建利

  原标题:美参议员提出所谓“李文亮法案”,外交部:整天不务正业

  4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提问,近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柯顿、霍利提出了以李文亮命名的法案,赋予特朗普总统取消对歪曲或故意隐瞒公共卫生紧急信息的外国官员签证的权利。近期美国也有人建议特朗普总统向李文亮颁发总统自由勋章。你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回应称,我真不知道这几个美国议员是怎么被选出来的,整天不务正业。如果在中国,这种人可能老早就被中国人民要求撤换了。

  李文亮是已经被表彰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也是湖北省评定的十四名牺牲在抗疫前线的烈士之一。这几个美国政客出于丑恶的政治目的、政治操弄李文亮医生因公殉职的事件,是对李文亮医生和他的家人极大的不尊重,和极大的冒犯,毫无道德底线可言。

  我今天刚刚看到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长文,梳理了美国今年以来应对疫情情况,我昨天也详细介绍了我从美国媒体公开报道上看到的一些情况,我想美方这几个人如果真的特别关心所谓隐瞒公共卫生紧急信息情况,不如好好认真地读一读。

  至于你提到美国内有人建议发勋章的事,我刚才已经讲了,李文亮医生已经受到表彰并被评为烈士。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许多医务工作人员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会被中国人民哀悼和怀念。

  美国这几个人倒可以建议为早在1月份就对美国内疫情“吹哨”的朱海伦医生、恳请卫生部门为疑似病人检测的麦卡锡医生、呼吁加强对护士检测和防护的美国全国护士联盟主席Burger颁发勋章。还有我刚刚看到报道,因为写了一封信呼吁赶紧撤离罗斯福号航母舰上官兵的克罗泽尔舰长被撤职了,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要拯救舰上几千名官兵的生命,按照美国的价值观,他应该是英雄,而不应该被惩戒,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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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责任编辑:范斯腾

  原标题:“中部医都”武汉,被疫情冲击后白色防线如何修复?

  后疫情时代,

  医疗体系的短板该如何补上,

  又该如何重建

“中部医都”武汉,被疫情冲击后白色防线如何修复? 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医护人员准备进入隔离病房。摄影/本刊记者 李明子

  修复白色防线

  本刊记者/杜玮 李明子 刘远航 姜璇

  如果你在武汉市内乘坐地铁2号线——这是一条贯穿南北、跨越7个区的线路,将会由南到北依次途经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湖北省中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济医院、金银潭医院等至少10家三甲医院及其分部。

  总体上,武汉坐拥27家三甲医院,在全国仅次于北京的55家、上海与广州的各38家、重庆的31家,在省会城市里一马当先。因医疗资源充沛,武汉素有“中部医都”之称,除服务本地外,这座华中重镇也吸引着河南、湖南及安徽的患者前来就医。

  但看起来强大的武汉医疗系统,却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一度崩溃。在应对疫情的两三个月里,武汉各级医院在一场持续的超压试验中,左支右绌甚至七零八落。在后疫情时代的复原与重建中,武汉医疗应该找到怎样的方向?

  强弱分明

  武汉市中心解放大道1095号,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本部。“同济医院”四个字在医院大楼外侧的顶部显得很醒目,院内建筑多达二十多栋,可提供4000多张病床。从同济沿着解放大道往东走1公里多,就是武汉医疗系统的另一艘“航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同样设有四五千张床位,几十层高的建筑楼群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在2018年复旦版医院综合排行榜上,武汉同济与武汉协和分列全国第8和第12名。除了同济、协和这两家国家卫健委直属医院外,武汉还有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又名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两家省属医院,其中,武大人民医院在复旦医院排行榜中位列44名,中南则未进前50。同济、协和、省人民、中南四家是当地人看病首选的“四大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武汉市医疗资源的丰富,首先体现在医疗机构的每千人口床位数,2018年为8.6张,明显高于全国每千人6张床位的平均水平,也高出北京和上海(同为5.74张)。

  和国内各地的情况一样,武汉的医院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居民看病需求的增加而不断扩张。这位教授将武汉市医院的扩容分为2015年前和2015年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医院本部床位的扩增,第二阶段则是建立分院。2007年前后,在同济医学院工作的她,就见到隔壁同济医院内的职工宿舍被拆除,在原地建起了高楼。到2014年,同济本部实际开放床位已达3319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教授刘智勇曾做过《2005年-2013年武汉市医疗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研究》,他发现,中心城区由于经济基础和历史发展等因素,医院数目、床位配置相对过剩。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单体床位不合理增长。于是,武汉各大医院的扩张,开始以建分院的形式登场。这次疫情中目前仍作为定点医院的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中法新城院区、协和西院、武大人民医院东院等,都是在2015年前后建的。

  刘智勇指出,比起北京、上海等地大三甲医院最多两三千床位,武汉的医院存在单体规模过大的问题。与此同时,武汉医院的医师、护士队伍的发展,跟不上床位数的扩增。据2018年的数据,在千人床位数远高出北京的情况下,武汉的千人医生数为3.57,护士数为4.91,而北京的这两项指标为5.1和5.7,上海为5.1和3.86,这造成了武汉医护人员工作负荷偏高的现状。他还表示,医生、护士总量的紧缺,意味着分散到感染科与重症医学科的人力资源将更少,这肯定会影响到重大突发疫情下的医疗救治能力。

  武汉医疗系统的不均衡,还体现在委属、省属医院产生的虹吸效应,以及省属与市属医院之间、市属与区属医院之间的实力差距。阮小明曾任湖北省原卫生厅医政处处长、湖北省医院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武汉市第一到第十一医院这10家医院(没有第十医院)中,前4家是三级甲等,水准较高,武汉市第五医院为汉阳区唯一一家三级甲等医院,规模比前四家小,而第七、第九、第十一医院(即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都为二级医院。刘智勇则指出,二级医院在武汉医疗体系中是个尴尬的存在,有的医院为了生存,一直在为升级而努力;另一些则为了求稳定,则情愿“降格”为财政兜底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部医都”武汉,被疫情冲击后白色防线如何修复?2月22日,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隔离病房,中日友好医院的医护人员为患者诊治。摄影/湖北日报 柯皓

  1月21日,即钟南山首次指出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后的第二天,武汉市政府首先征用了七家市属或区属的二三级医院,作为新冠定点诊疗医院,共提供3000余张床位。对于最初为何不优先征用医疗条件更好的“四大家”,刘智勇分析说,因疫情发生地是武汉市,武汉市只能优先调动自己直接管辖的市属医院。阮小明则指出,最初征用这几家二级医院或是因为对疫情的严重程度预估不足,而如果一开始就征用协和、同济等大三甲,还涉及对几千名住院的非新冠患者的转运问题。

  武汉市这些被征用的二三级综合性医院,无法很好应对疫情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它们不是传染病专科医院,没有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经验。阮小明称,武汉不是SARS的重灾区,当年全市只有不超过10例SARS病例。在这之后,2009年的H1N1、2013年的H7N9也都没有对武汉造成多大影响。

  2003年SARS过后,武汉市政府投资5亿元,建立了武汉地区唯一一家省市共建的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金银潭医院,由原来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武汉市结核病医院、武汉市第二结核病医院这三家合并组建而成,于2008年正式投入使用,有床位近700张。

  朱琥曾任金银潭医院副院长,2017年9月被调至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今年1月22日,又因疫情回到金银潭恢复原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医院平时接收艾滋、结核和乙肝患者为主,而像手足口病等传染病又有季节性,病人数量不稳定。武汉市多家综合性医院的医生都表示,像呼吸系统传染病,如流感等,病情严重需要住院的患者,在综合性医院筛查、上报、确诊后,一般都会被送至金银潭医院救治。

  此次疫情初期,金银潭医院共接收了27位患者,后来,医院三栋建筑共21层病房全部用来接收新冠病人。这次疫情中,武汉另一家最早被用于收治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是离市中心不远的肺科医院,这里是武汉收治肺结核患者的定点医院,有两三百张床位。

  感染科缺位

  3月22日,在武汉市第五医院内科楼一间位于地下一层的办公室,《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正在休息中的急诊科主任郑先念,医院已经不再是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病人于次日全部转运走。

  2020年1月24日大年三十,郑先念曾身着防护服在电话里用哭腔对医院领导咆哮:“我们不想回家过年?你们做了什么?”他的这段视频在网上热传,点击量超过1000万次。

  回想起1月初,郑先念所在的急诊科接诊患有不明原因发热的病人越来越多,从中旬起,每日急诊量迅速上涨至200、300、400⋯⋯ 平日里,这个数字只有120人次左右。1月22日,第五医院成为武汉市61家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之一,尽管一部分轻症患者被分流到发热门诊,但急诊科的接诊量依然达到了500人次的最高点。当天,医院发热门诊、急诊量总计1700人次,为该院创建97年来的最高峰。

“中部医都”武汉,被疫情冲击后白色防线如何修复?

  支援队成建制到达后,武汉市肺科医院ICU病房每班医生人数与病床比基本实现了1:1的标准,但由于后期危重症患者病情重、变化快,部分病人需要ICU医生24小时盯床,ICU医生的压力并未减轻,平均每人要管理3张床。摄影/本刊记者 李明子

  在SARS之后全面开设的发热门诊,本该是应对这类呼吸系统传染病的第一道防线。发热门诊设在感染科之下,但由于种种原因,感染科是全国绝大多数医院的薄弱环节。第五医院感染科只有3名医生,难以承担起阻击疫情的重任。加之平时预检分诊不严格、患者就医理念和习惯等因素,在此次疫情中,拥有13名医生的急诊科就成为主力接诊科室。到1月23日成为定点医院后,第五医院整体转变为一个感染病医院,全院近1000名医护人员经过培训后投入战斗。

  在感染科力量薄弱难以挑大梁的情况下,呼吸科也成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另一支主力军。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被誉为是此次武汉“疫情上报第一人”。元旦后一周,她所在医院的呼吸科门诊病人逐渐增多,一天的呼吸科门诊量达到230人。张继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感染科“没人、没地盘”,平时冬季的发热门诊基本由呼吸科坐诊,而夏季的腹泻等肠道疾病,就由消化科医生负责。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龚作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武汉除了“四大家”这样的教学医院设置有感染科病房以外,武汉市属医院绝大多数都没有感染科病房。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感染科副主任郭威称,不少市属医院的感染科都是急诊科的一部分,有的医院感染科主任则由急诊科主任兼任,发热门诊、肠道门诊沦为摆设,在需要的时候找医生来顶替一下。在感染科业内,流行着一句话,“感染科就像一个夜壶,在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藏在角落里。”

  阮小明说,武汉的市属医院在SARS后不设置感染科病房的另一重考量,是传染病的归口管理,即为保证金银潭医院的病源。刘智勇则指出,金银潭医院病房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参考了当年SARS的规模。

  感染科隔离病房尤其是负压病房的缺失,成为这次武汉市医疗系统应对疫情的一大挑战。武汉市第五医院副院长张武昌说,由于医院没有隔离病房,在医院急诊、呼吸科收入越来越多的发热病人后,医院先开辟了18张床的隔离病房,1月8日开始收病人,1月12日收满。之后病人由于没有床位都堆在急诊科。1月23日下午2点,第五医院作为定点医院开始接收发热病人,医院设定的420张床位逐步改造开放。在这期间,急诊科抢救室的6张病床被占满,抢救室塞了二十多个病人,留观病房的10张床满额,在急诊科外的门厅里,还另加了10张床,不到五分钟,全部睡满。1月24日,郑先念看着越来越多的病人无法收治入院,希望医院加快改造隔离病房,他给领导打了那个后来红透网络的电话。

  武大人民医院是从1月6日起开始改造病房收病人,龚作炯说,虽然医院有着“三区两通道”设置的隔离病房,但只是相对规范,并不能满足收治呼吸道传染病的负压条件。由于历史原因,国内综合性医院的感染科以收治消化道传染病为主,“呼吸道传染病我们不大经手”。应对消化道传染病,在地上画几条黄线就可以画出“三区”,给地面消毒就行,不像呼吸道传染病会通过飞沫传播,因此需要加隔断门,“呼吸道传染病和消化道传染病的防控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消化道传染病根本不用什么穿防护服,你只要戴口罩,戴手套,二级防护就够了。” 龚作炯说。 

  郭威认为,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一个金银潭就够用了;但在疫情暴发时,如果只有传染病专科医院才有负压隔离病房,那显然不够用。因此他建议,今后每一家医院都有必要设置的一定量的负压隔离病房。感染科的存在也要以病房的存在为依托,否则科室也“名存实亡”。

  重症科之“轻”

  ICU是应对此次疫情的攻坚力量。然而,对于武汉这座“中部医都”来说,ICU恰恰是其医疗系统里一个相对较弱的一环。在复旦版2018年医院专科排行榜里,武汉地区医院的重症医学科无一进入全国前10名,唯一进入华中地区分区排行榜前五名的,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重症医学科。

  对此,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首席专家、中华医学会湖北省重症医学分会前主任委员李建国就指出,“武汉不同级别医院的ICU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整体水平无法与广州、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相比,ICU实力还需提高。”

  据2015年的统计,武汉市二级以上医院有36家都设立了ICU,占湖北全省的1/4以上。“保守估计,武汉市至少有500张ICU床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志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然而,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2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经过分析,武汉市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较高,主要因为早期定点医院的重症医学床位空缺,仅有110张,而其他重症患者分散在二十多家医疗机构,整体上不是由重症医学科的专业医疗团队来管理,一定程度上摊薄了优质医疗资源力量,因此武汉重症患者病死率高。

  武汉金银潭医院是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的定点医院。然而,该院ICU只有5位医生,全院的各类氧疗仪器加起来不足20台。

  疫情暴发后,金银潭医院接收了武汉全市各家医院运来的患者,住院部七层改造为收治危重症病人的ICU,仍无法解决救治需求,五层、六层又改建为收治重症的病区,本院力量无法支撑,就调集了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前来支援,一家医院包一层病区。

  1月18日,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作为首批援鄂专家重回求学之地武汉,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北京协和医院ICU主任杜斌一起,每天到各家医院巡视指导。“医务人员依旧十分紧缺,尤其是危重症医生、护士。”童朝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为此,专家组请求从北京、上海、广州的5家医院调来了多位40岁左右有重症医学背景的骨干医生。当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ICU主任医师郑霞大年三十到达金银潭支援时,已经有3人病休,该院ICU医生仅剩2位。

  “一家医院ICU的水平往往依托于医院的综合实力。”武汉同济医院急诊医学和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树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解释说,由于ICU不设门诊,病人来自其他专科病房,治好后一般不会直接出院,还要转回其他科室,“ICU的发展,需要医院层面的支持,需要各科室之间的配合,这是ICU学科本身特点决定的。”

  2009年,ICU被国家原卫生部批准为一级诊疗科目,成为医院晋级必备科室,湖北一众二级医院就是在这之后纷纷建立起综合ICU。一些医院求快,直接将原有的心外、神外等专科ICU直接改造为综合ICU,人员、床位数、床旁检测仪、呼吸机数量达标,但患者来源单一,仍以原有专科ICU收治的患者为主,在这次新冠疫情中,面临呼吸道传染病的重症救治和多器官衰竭的患者,便显得束手无策。

  学科发展需要基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在这时就显得尤为重要。医学生在毕业后、成为某一学科正式医生前,需要完成该学科主导的住院医师培训,但问题是,目前ICU没有住培,年轻ICU医生主要来源于其他相关科室,如急诊科、麻醉科、外科等,大多数人在完成医学学业、住培后,往往已经三十多岁,转到ICU后又无法直接晋升为主治医师,还需要再花时间完成ICU的专科医师培训,因此愿意转来ICU的医生本就不多,加之ICU科室要求高,需要医生了解多个学科的临床知识以应对多器官功能不全等情况,还要会气管插管、血液透析等技能,无形中又增加了阻力。

  “专科规培只是把其他科室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后的医生选到ICU后的再培训。由于种种原因,ICU是国内如今唯一没有住院医师培训的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住培才是学科培养、发展人才的第一步。”李树生解释说。 

  为解决这个问题,2009年9月起,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定期筹办专科资质培训班,由业内权威专家采用统一教材和课件,对从业人员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的培训,至今已经培训了2.6万名ICU医生。“专业分会一直在想办法,对医生进行规范化培训,但都比不过国家体制下的住培的效果来得好。”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个学科没有基础,面对大的疫情,可不就乱了,光仰仗国家层面调集全国力量集中支援,不是长久之计。”一位在ICU领域工作二十余年的专家说。

  分级诊疗短板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发热门诊开启后,首日门诊量就达1700人,第二天门诊量2400人,接诊量超出平日数倍。据武汉市卫健委通报,1月22日至27日,全市发热门诊共接诊发热病人75221人,门诊留观3883人。

  在定点医院启用、武汉“封城”前后,大量民众涌向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挤兑,其中包括不少只是得了普通感冒或只是怀疑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的居民。而在医院汹涌的人潮,大量病毒高密度集聚的环境里,又造成了交叉感染。

  之后,武汉市启用社区分级诊疗,社区筛查,疑似患者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具转诊单,转向上级医院。但由于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具备对传染性疾病分筛、治疗的能力,不少居家隔离的人隔离措施又不规范,进而造成了家庭聚集性感染,一些轻症患者由于无法得到及时治疗拖成重症。在1月底,“4个集中”措施提出,2月初,14家方舱医院开始陆续启用,收治轻症患者,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相继建立后,武汉市的分级诊疗程序才得以步入正轨。

  武汉市的两百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封城”后接诊患者的第一道防线。长动医院是武汉市洪山区的一家一级医院,前身为中国长江动力公司职工医院。其开设的长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在长动医院里。

  2019年12月底,长动中心就接到了市卫健局的指示,要求做好预检分诊工作,开设发热诊室,做好华南海鲜市场接触暴露史及个人信息登记。1月25日〜2月14日是长动中心最紧张忙碌的时候。当时,它附近的关山街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卓刀泉街道社区医院都没有开诊的能力,任务全都转移到长动来。长动中心可以做CT,高峰时期,中心每天要接待将近200位发热病人,一大半都是肺部有症状。在疫情中,长动医院的护士长和数名护士都感染了新冠肺炎,进入方舱隔离治疗。在武汉市政府后来公布的第四批、第五批定点医院中,一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等被纳入了进来。

  早在2006年,武汉市就启动了双向转诊模式,即慢性病或常见病等从大医院转给社区,而疑难杂症则从社区转诊到大医院。2008年,同济等大医院开始探索接管基层医院的转诊模式,到了2015年,武汉市又进一步提出社区首诊+双向转诊的模式,2016年,强调打造以医联体为主的分级诊疗模式,但十多年过去,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分级诊疗模式的构建并不理想。

“中部医都”武汉,被疫情冲击后白色防线如何修复?3月15日,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科和麻醉科医生团队合作,为患者做纤维支气管冲镜冲洗术。手术前,“痰拴清理师”为防止气溶胶的产生,在新冠肺炎患者身前盖一层塑料膜。摄影/南方都市报 刘有志

  大约2010年前后,随着各级疾控中心的改革,疾控中心原本承担的公共卫生职能,比如预防接种等任务,下放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使得社区的精力主要在公共卫生服务上,看病接诊的能力有所减弱。据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院长观察,在江汉区所辖的1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有一半都没有开设病房,有一半是把病房做了养老院。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还承办了唐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除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院本部相比,不仅诊疗水平有差距,而且两者能开出的药品种类也有差别,“他那里的药可能只有100种不到,我这有1000种,所以,我们重症的病人开药都不到那里去。”熊念说。

  近年,虽然医联体的概念蓬勃开展,但患者转诊“只上不下”的情况依然常见,很多基层医疗机构成了大医院的患者“抽水机”。熊念举例说,武汉某市属医院医生在江汉区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基本上将所有的病人都转到他们医院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年医保定额的300多万元,也被算入该市属医院。阮小明将这样的模式称为松散的医联体,在他看来,好的医联体要双方都有收益,“大医院的医生来会诊,同时要把技术带到基层,让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水平提高。”

  目前基层医生水平弱、医疗设备落后的根源性问题,并没有因医联体而得到解决。影响社区医护人员素质的关键是其待遇。红十字医院院长熊念说,据他了解,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政府拨款,很多人税前年薪只有六七万元,这在武汉市居民的收入中属于中下水平,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此次新冠疫情暴发后,新加坡有超过800家应对紧急公共卫生状况的社区全科诊所开启,避免了对公共卫生资源的恐慌性挤兑。

  在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王贵强看来,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重大疫情,SARS后建立的发热门诊体系可以考虑进一步改革,将关口前移,下沉到社区,培养具有传染病防控知识和技能的全科医生来负责。他认为,未来,社区层面应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初步筛查,把二级医院的感染科从发热门诊中解放出来,承担一般感染性疾病的诊治,三级医院主要治疗疑难杂症,构建起这样的分级诊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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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新浪小圆桌 就等你来说

责任编辑:范斯腾

  原标题:国家药监局: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出口质量监管工作

  中新网4月3日电 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消息,3日,国家药监局召开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出口质量监管工作专题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凡是有证据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要立即停产、整顿,并查清问题。

国家药监局: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出口质量监管工作资料图:工人赶制医用防护服。 中新社记者 张金川 摄

  会议要求,要迅速摸清企业情况,确保监管突出重点。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建立出口医疗器械企业清单,实行动态调整,对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出口医疗器械产品,做到心中有数;监督指导出口企业完善出口产品档案,切实保证产品出口过程的可追溯;及时将出口企业清单通报企业所在地政府。

  会议指出,要确定专人负责上报,确保信息公开质量。国家局已将药品监管部门批准注册的5类产品(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呼吸机、红外体温计)在国家药监局网站持续集中公开;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上报。

  会议明确,准确把握法律定位,规范出口销售证明。对未在中国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及生产许可证书、或者未办理医疗器械产品备案及生产备案的企业,一律不得出具出口销售证明。

  会议提到,组织系统精干力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迅速调集全省资源,建立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清单制和监管人员责任制,针对重点对象,围绕关键环节,聚焦突出问题,强化控制措施,凡是有证据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要立即停产、整顿,并查清问题。问题未查实,责任未分清的,不得恢复生产、经营。

  会议称,突出出口产品监管,强化监督抽检力度。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保障出口产品质量的需要,适当调整抽检项目。抽检要涵盖本省企业生产的各类产品,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新批准企业生产的产品。

  会议同时要求,各级药品监管部门按照相关要求,要在保证产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前提下,按照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的要求,严格把握好体系检查、注册检验、临床试验、技术审评、行政审批等工作,有序做好疫情防控用械审评审批,确保产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针对监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会议强调,要贯彻“四个最严”要求,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对违法违规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法严惩绝不姑息。强化重大案件挂牌督办,强化案件行刑衔接,突出违法行为处罚到人,形成高压态势和震慑威力。

  据悉,国家药监局将与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局,组成联合督导组,赴部分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出口量较大的地区进行专项督导,并将各地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出口产品质量监管纳入年度考核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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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责任编辑:刘光博

  原标题:想和你重逢在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英国小说家毛姆

  《地铁上的读书人》

  特别篇:希望

  [栏目简介]《地铁上的读书人》是由新华网与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系列网络微纪录片,以口述实录方式记录在地铁上读书的人,通过地铁这个与人紧密相联的交通工具,观察城市中普通人的生活以及精神状态,倡导全民阅读,探寻构建城市公共精神空间的可能性。

  想和你重逢在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

  口述|朱利伟

  迟迟不能全面复工的新年,人流稀少的实体书店,难以下印的书籍,物流受阻的“买书”路,以及被疫情牵动的神经,这个冬春之际,阅读仿佛成为一件“奢侈”的事。

  在二月风声鹤唳的疫情下,一位年青人躺在武汉方舱医院病床上安静专注读书的照片传遍了朋友圈,他被亲切地称为“方舱读书哥”。

想和你重逢在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

  这份镇定和从容,让许多人看到了战胜病魔的勇气,有人说“从一个人身上看见一座城的希望”。

  有网友迅速扒出来,这是一本严肃的社科类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想和你重逢在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

  故事总有美好结局,最近,读书哥顺利“出舱”了,还获得了这本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亲笔签名赠送的书。

想和你重逢在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
想和你重逢在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

  疫情爆发初期,地铁里是极少见的空旷景象,更难觅读书人的踪影。在等待正式复工的漫长日子里,人渐次多了起来。疫情笼罩,更多人关心粮食和蔬菜,然而地铁上却仍然有光。

  疫情期间的地铁上,读书人比往常更容易被注意到,他们戴着口罩读书的样子,是我镜头记录下的最特别的风景。

想和你重逢在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
想和你重逢在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
想和你重逢在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

  地铁上的读书人。朱利伟 摄

  他们或许跳入比现实更丰富的故事中去体验生命的无常,病毒未退,生活还要继续。他们仍然为着延期的考试做准备,为着即将开展的工作积蓄力量……

想和你重逢在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

  地铁上的读书人。李华春 摄

  英国小说家毛姆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一个人若是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就是给自己营造了一座避难所。

  我有时候想,专注于书的这段通勤时光,或许是他们获得“精神免疫”的一种方式吧。摆脱沉闷的日常,在地铁上投入到更深刻完整的思考。

  我们彼此戴着口罩,看不清对方的样貌。但每遇到一位读书人,我都感觉像是“故人重逢”,和“方舱读书哥”一样,他们是地下空间的一束光,同样给人温暖与力量。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阅读不止,我期待早日摘掉口罩,期待和更多读书人重逢在这辆开往春天的地铁!

责任编辑:张玉

  原标题:美国驻华大使:感谢中国出口医疗用品,望向前同行

  4月3日,美国驻华大使在使馆官网、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中英文公开信《向前同行》,感谢中国帮助。全文如下:

美国驻华大使:感谢中国出口医疗用品,望向前同行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截图

  向前同行

  上周, 特朗普总统与习主席就COVID-19全球大流行进行了非常好、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另外,周末时,我与郑泽光副部长谈了关于我们两国打击COVID-19的共同努力。我强调了现在就是向前看的时候,并对中国就出口需要的医疗用品到美国,对我国政府给予帮助,传达了我的感谢。

美国驻华大使:感谢中国出口医疗用品,望向前同行(图: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美国大使馆已经辛勤工作,为美国和中国公司牵线,以满足美国对关键个人防护用品不断增加的即刻需求。我们正与中国政府官员紧密合作,加快来自中国的货物运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打这场战役。我有信心,我们两国将继续找出共同合作的方法,抗击这个威胁所有人生命的共同敌人。

  美国驻华使团全体继续支持并关心在北京使馆及五个领馆工作的中国同事,我们现在也牵挂着在美国的家人、朋友和我们所爱的人的健康安全。我们正在做的工作至关重要,我鼓励各位继续坚定抗疫。

  向前同行。我知道我们必将度过难关。

  布兰斯塔德大使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Last week,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had a very good, productive phone conversation regarding the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And, over the weekend, I spoke with Vice Foreign Minister Zheng Zeguang about our countries’ joint efforts to combat COVID-19。  I underscored that now is the time to look forward, and relayed my appreciation for Chinese efforts to assist our government in the export of needed medical suppl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Embassy has already been hard at work bringing U.S。 and Chinese companies together to meet the growing immediate needs for critical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facilitate the shipment of those supplies out of China。  No one country can fight this battle alone,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our two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find ways to jointly cooperate to combat this common enemy that threatens the lives of all of us。

  As the entire U.S。 Mission to China continues our support and concern for our Chinese colleagues who work for Embassy Beijing and our five Consulates, we now look homeward with concern for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our own families, friends, and loved ones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k we are all doing is crucial, and I encourage everyone to continue your valiant efforts to fight this pandemic。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I know that we will get through these difficult times。

  Ambassador Bran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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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各国肺炎疫情防控

责任编辑:吴金明

  原标题:湖北省内逐步有序地放开省内餐饮、商超、农贸等市场

  长江日报-长江网4月3日消息,4月3日,湖北省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推动全省农产品生产销售工作情况。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张桂华表示,湖北省内要根据分区分级调整疫情防控政策的要求,逐步有序地放开省内餐饮、商超、农贸等市场,不断释放省内的消费空间。

  省外要全面落实4月1日我省与广东省签订的“鄂粤同心、抗疫发展”六大行动和15项工作合作协议,加强成果转化,确保协议落地,同时要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加大与其他兄弟省份的对接合作,努力扩大省外销售渠道。 

  来源:长江日报-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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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责任编辑:范斯腾

  原标题:火线求援遭4连拒,“只有中国接单”

  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疫情数据,截至北京时间4月3日中午,巴西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数已超过8000,死亡327人。这一数据与3月30日相比,几乎翻倍。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疫情告急,巴西面临着医疗物资紧张的困境。为此,巴西先后找了五个国家,在经历了“四连拒”后,只有中国接下了订单。

火线求援遭4连拒,“只有中国接单” 巴西卫生部长曼德塔

  巴西卫生部长曼德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各州库存还算充足,但为应对未来的情况,巴西必须向各国求助,采购价值12亿雷亚尔(约合2.28亿美元)的医疗和防护设备以补充库存。

  然而,连续找了四个国家都被拒绝。直到昨天下午,这件事情才最后敲定。曼德塔说,第五个国家同意了,并将在30天内交付。这是一笔很大的采购,足够用60多天。

  曼德塔补充说,这个国家正是中国,这笔订单涉及2亿件产品。

  巴西卫生部表示,目前,巴西全国三分之一的城市最多配备10台呼吸机。如果没有呼吸机,患者可能会出现器官衰竭。此外,血氧仪、二氧化碳分析仪、输液泵以及插管、喷嘴等其他物资也严重短缺。

火线求援遭4连拒,“只有中国接单” 4月1日,巴西圣保罗市一名戴口罩男子准备乘机出行

  眼下,由于巴西市场缺乏大量民用口罩,巴西卫生部已建议巴西民众自制口罩使用。

  这种情况下,中国接下订单可谓雪中送炭。对于这批物资,巴西格外珍视。

  曼德塔4月2日表示,如有必要,巴西政府拟派巴西空军专机前往中国接运医疗物资,以解燃眉之急。

  这并非巴西在抗击疫情期间第一次向中国订购防疫物资。

  3月22日,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淡水河谷宣布,淡水河谷已采购500万套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帮助巴西政府应对国内疫情发展。该采购量约占巴西卫生部当前预估需求的一半。

火线求援遭4连拒,“只有中国接单” 从中国购买的新冠检测试纸4月1日运抵巴西

  这批试剂盒仅需15分钟即可获得测试结果,大大提高了巴西的新冠肺炎检测能力。

  此外,淡水河谷还从中国供应商处,为巴西的医护人员采购了护目镜、手套和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近期,巴西议会、卫生机构及各州政府都主动采取了包括隔离、封城在内的严格“中式”防疫手段,“中国经验”则成为巴西舆论热词。

  3月下旬以来,中方就新冠疫情防控问题与巴西进行了多次交流。

  3月24日,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应约同巴西多名州长通话,各州表示希积极学习借鉴中方经验,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开展抗疫合作,请求中方向各州提供医疗物资和技术援助。

  杨万明表示,中方相信巴方能够尽早战胜疫情挑战,愿根据巴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月27日,巴西卫生部主动“寻医问诊”,组织了该国医生与中国国家中医药局连线的“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视频会议。巴西专家就针灸在新冠肺炎治疗中的作用咨询了中方专家。

火线求援遭4连拒,“只有中国接单” 巴西卫生部参加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视频会议

  巴西多家媒体近来也持续在重要位置播放、刊登介绍中国抗疫经验的报道。

  巴西电视台专门放映了中国纪录片《武汉24小时》。该台介绍,播放影片的目的是让人们意识到采取隔离措施的重要性,以及遵照政府防疫指示进行卫生防护的必要性,展示了疫情如何对社区群体形成挑战,并讲述中国武汉市居民组织起来恢复城市运转的过程。

  参考资料:新华社、海外网、观察者网、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官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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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各国肺炎疫情防控 中国援助多国抗疫

责任编辑:范斯腾